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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勇士 地下尖兵——李恩举
投身革命
李恩举，原名李晋三，1893年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大坡镇怀家村。父亲是位老实厚道的农民，当李恩举到了入学年龄时，父亲为了让儿子有出息，省吃俭用，把他送到本屯私塾读书。1912年，他考入榆树县高等学堂，取得优异成绩，因家境贫困，不得不辍学。不久，经人介绍，到舒兰县法特教学。他看到民不聊生，官吏横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深感不平，渴望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他听说妹夫董仙桥在北满佳木斯一带搞革命活动，决定前去找他。1930年，李恩举携全家到佳木斯西门外居住，董仙桥推荐他到西门小学当了教员。 1933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的东北建党特派员苏梅、李向之和刘工人来北满，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开展革命工作。李向之与董仙桥是同乡同学，苏梅他们就都住在了董仙桥家。这时，李恩举和妹妹李淑范与苏梅有了接触，常听他讲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受教育，当苏梅等搞革命活动时，李恩举兄妹便主动地为他们站岗放哨，传递书报和信件等，做了许多工作。经过一个阶段的实际锻炼和考验，经苏梅、李向之介绍，李恩举在这年秋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李恩举同时入党的还有李淑范、董仙桥和李淑云(董仙桥爱人)，他们4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董仙桥任党小组长。这是佳木斯市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它的建立，给佳木斯人民带来了希望、光明和勇气。这时的李恩举，公开身份是佳木斯西门小学校长。不久，他担任了中共下江特委交通站负责人。他以学校为联络点，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召集会议，宣传抗日，为满洲省委、下江特委和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传递情报、转送物资、筹集资金，输送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等，做了大量的抗日地下工作，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掩护战友
佳木斯西门外地处郊野，较为偏辟。李恩举家院子挺大，院内种些蔬菜，墙外有大片树木。邻居都是种菜的，易于隐蔽和疏散。他就利用这个有利的居住条件开展革命活动。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目标，李恩举还在家里的天棚上做个抽屉式的梯子，一旦有情况，人可以立即登上梯子躲进天棚里。梯子抽上去后，正好堵住天棚上的窟窿，外人不易发现。他和妹妹李淑范用这种办法，巧妙的掩护了不少过往的同志和伤员。
一次，苏梅在执行任务的归途中，迎面遇到了日本宪兵巡逻队。为了躲开敌人，他迅速滚进路旁的沟里隐蔽起来。沟深，雪大，荆棘多，他的脸和手全被刺破，整个身子也冻麻木了。敌人过去后，他好不容易才爬上来。当他一瘸一拐走到李恩举家大门前时，昏倒在地。李恩举和妹妹李淑范听到外面有响动，推门一看是苏梅，紧忙把他抬进屋里，给他按摩、灌姜汤，终于使他恢复了神智。休息了几天，苏梅的精神虽然好了，但被冻的手脚有的部位已经化脓。李恩举四处想办法，还是不见消肿，溃烂面逐渐在扩大。怎么办?进城买药吧，医院大夫不见病人不给开处方，尤其是外伤用的消淡药，敌人怕卖给抗联，定为禁品，控制得特别严，没有医生的证明休想弄到手。不能看着我们的同志受苦，李恩举和儿子李桂芳心急如焚，急中生智，忍疼故意用石头将自己的脚砸伤，然后李恩举借辆独轮车，三天两头推儿子进城治伤。这样，进出城门和看病就有了借口。经过20多天医治，苏梅的冻伤和李桂芳的脚伤同时治好了。
尽管李恩举家的住处比较隐蔽，由于来过的地下交通员很多，还是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特务，常常搞突然大搜捕。一天夜里，李恩举刚安顿好在他家天棚上养伤的下江地区党的负责人老潘，狗就突然狂叫起来，紧接着就是“哐哐哐”的砸门声，几只手电筒的光柱直射屋内。李恩举一看事不好，赶忙叫他爱人回身躺下，用湿手巾蒙在头上装病，又让妹妹、李淑范去东屋批改学生作业，随后从容地把门打开。敌人象恶狼一样闯进来。为首的小头目责怪李恩举开门慢了，“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敌人用刺刀乱挑乱翻，见屋里没有啥，炕上躺着病人，就用枪对着李恩举的头吼叫：“坏人藏那里去了，快快交出来！”老潘就藏在这屋天棚上，是不是被敌人发现了?李恩举捏了一把汗，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紧张。他稳稳神，从容不迫地反问：“交出什么人?”“个子大大的，良民的不是，心的大大的坏了坏的人！”李恩举一听，心想老潘个子并不高，敌人这是瞎咋呼，无目标地乱搜，就说：“坏人的没有，可以随便搜。”于是又把敌人领到东屋。敌人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支援抗联
1935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佳木斯地下党组织派李恩举做抗联的物资供应工作。这时，他由西门小学转到距佳木斯40多华里的敖其小学，公开身份是校长，党内任敖其党支部书记。敖其离汤原县较近，便于同抗日游击队接触。从此，他就以校长身份出现，以学校使用为名，多次进城购买棉鞋、棉帽、被服，以及油印机、纸张、电讯器材、医药等物资，及时转送给在汤原县一带活动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来回进出佳木斯，敌人关卡多，守卫严，稍有疏忽就会被察觉。李恩举动员自己的外甥赶车，由地下党员董海山押车。董海山表面上是伪军长，与西门派出所所长阵瑞松是“至交”，并同把守关卡的伪警察和日本宪兵混得很熟，这样活动起来便通行无阻了。
1937年冬天，地下交通员捎信来：抗联六军三师十八团急需一批棉胶鞋、棉帽子、纸张和一台油印机。李恩举接到通知后，立即同董海山商量了办法，然后一起随车进城，以学校用为名购买。当时敌人控制最严的是药品，药店不敢卖，怕担“通匪”的名吃官司。董海山就以军长的身份担保，证明是学校用。需要的东西买妥后，他们用大花被子包好，装在车上，上边放些水果、酒、鱼、肉等好吃的东西，趁天黑尚未戒严时出城。来到西门卡子，董海山主动上前递烟，说是给儿子操办喜事准备了点东西。伪警察和日本宪兵一看是老熟人，车上装的又都是吃的东西。便信以为真，顺手拿了许多，然后一摆手让车出了城。就这样，他们随机应变，糊弄日军和汉奸三年多，一共给抗联送去被服、鞋帽六七百件，油印机5台，还有大量的纸张、药品和电讯器材。
购买物品用款上级党组织拔给一些，但不够用，李恩举就将自己的薪俸搭上。爱人瘫痪，家里生活很困难，可他一心想的是满足抗联队伍的需要。一次，买东西差的钱太多，部队又急需，实在没办法，他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小块园田地卖掉了。他说：宁可我一家冻死、饿死，也要给抗联队伍提供更多的物资。
壮大队伍
李恩举确信，中华民族有骨气，一旦觉醒，团结起来就会形成铁拳，把敌人砸得粉身粹骨。为了壮大抗日队伍，他抓住一切时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争取人的工作。他经常利用小学校教室秘密召集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开会，宣传动员同胞们团结起来抗日。对条件成熟的，就慎重地、秘密地发展党员。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李恩举的儿子李桂芳首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陆续入党的还有进步青年张俊林和张维范。李恩举还通过同事关系，在桦川县的重点学校发展党员。敌伪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恩举曾“劝诱”桦川县大赉岗小学校长和在敖其小学附近居住的两名进步青年入党。李恩举的妹妹李淑范，原是佳木斯西门小学教员，1936年春季转到桦川县悦来镇北门两级学校当教员，不久，李恩举通过关系，将其小妹妹李淑玉和董仙桥的女儿董杰也调到悦来镇两级学校任教。李恩举指示她们注意掩护自己，团结争取进步师生，打击敌人。
坚贞不屈
1938年，日本侵略军为配合关内的侵略战争，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镇压，发动了“三•一五”大搜捕。当时，敌人以佳木斯为中心，在伪三江省各地搜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于敖其小学工友小方告密，敖其党的地下联络站遭到破坏，李恩举被汤原日本宪兵队逮捕。 敌人抓到李恩举后，并没有马上离开现场，留下特务严密监视李恩举家，看还有谁上门联系。在悦来镇北门里当教员的李淑范，听到哥哥被捕的消息，悲愤万分，想到瘫痪在炕上无人照顾的嫂子和年幼的小侄不知怎样，便不顾自己安危，火速赶回家里。家那还象个家呀！箱箱柜柜，坛坛罐罐，被人捣个稀巴烂：嫂子脸色腊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躺在炕上呻吟。她一看进来的是小姑子淑范，就着急地催促：“你回来干啥?外面有狗，还不快走！”“嫂子，那你……”“我不用管，他们能把我这瘫巴老婆子咋样?快把你小侄带走，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时，院内已有动静。敌人来得好快，从大门走已来不及，李淑范便领着孩子从后窗户跑到邻居院子，钻进柴禾堆里藏起来。日本宪兵和特务闯进屋，把李恩举爱人拖到地下拷问：“刚才谁来过，把人交出来，孩子哪去了?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他们用刺刀屋里屋外乱捅一阵，找不着什么就打。李恩举爱人咬牙忍痛，一言不发。李淑范和她小侄由于邻居大嫂的掩护，没有暴露。李恩举被捕后，敌人先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收买他，又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李恩举毫不动摇。敌人一无所获，就判他10年徒刑，并于1939年春将他押解到哈尔滨北满宪兵队。到了新的杀人魔窟，李恩举受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丝毫没有透露党的机密。他在狱中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揭露敌人的阴谋，鼓动难友们同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他还在狱中写下一首七言绝句，题为《丹心》： 九曲黄河我摇蓝，
中华儿女意志坚。
人生不忘亡国恨，
留取丹心照世间。
这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敌人气极败坏，竟连续用刑，灭绝人性地将他活活折磨死。其时年仅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