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德高望重的技术泰斗——孟少农

孟少农原名孟庆基，生于1915年12月12日，祖籍湖南桃源县，1935年长沙一中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38年投笔从戎，参加机械化200师，进入“交辎”学校技术学员队第二期，1939年夏去西南联大继读四年级。1940年毕业，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授。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奔赴华北解放区，任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程师，技术室主任。1950年任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1952年任重工业部汽车筹备组驻苏联莫斯科代表，1953年至1965年任一汽副厂长、副总工程师，1965年至1970年任一机部汽车局总工程师室负责人。1977年底调二汽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78年兼任二汽职工大学校长。1980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3年首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院长。1983、1984两年被评为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1月15日病逝于北京。

创建一汽的功绩

集结培养制造汽车的技术骨干。

在北京解放前就全家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原机械系教授孟庆基老师，受命筹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汽车制造厂，并担任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那时他已改用孟少农这个名字了。他和筹备组的其他领导，为要创建中国的汽车工业，正在集结国内的技术人才，还要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孟教授当然清楚清华园储备有不少学汽车的人，他已不止一次地到母校来要人。有一天下午，他到机械系和三、四年级的同学开座谈会，动员同学们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献身。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来吧，同学们！我们大家一齐干！”由于他红色教授的名声，加上他那带有鼓动性的讲话，许多同学都表示愿跟随他迈上创建汽车工业的征途。1950年夏，孟老师与胡亮同志来到清华园，在系主任李辑祥老师的陪同下，找到刘金钺和叶智老师，请他们带领三、四年级的同学，参加1950年暑假汽车实习班，利用清华园的汽车试验阵地，进行汽车拆装与驾驶实习，然后分配到国内较先进的工厂实习。接着又办了1951年暑假实习班。其中除了具体负责培养技术骨干的汽车工业筹备组三杰——郭力、孟少农、胡亮外，还有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副部长刘鼎以及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庄前鼎教授，另外还有助教、维修与驾驶的老师傅等多人。就是在他们的领导、培养与支持下，集结和培养了前后三批共约200名技术骨干，其中大部分都为一汽的第一次创业作出了贡献。

从所谓的“印书论”到《汽车设计方法论》。

在建厂初期，孟老总有一个观点：“汽车大量生产过程类似于印书的过程。只要生产准备好，在生产中只要开动设备，产品就会一个一个地生产出来。因此，大量生产前的准备工作起决定作用。生产工人的作用是比较简单的劳动。”“设计是设计人员的事，设计好了，像印书时已经排好版一样，前方人员亦生产工人，尽管放心印好了，不会错。”

其实这只不过是孟老总强调设计和生产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而做的一种比喻，没有别的什么含义。但是在反右派和反右倾的年代里，他被扣上了一顶右倾论点的帽子。这种事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声辩也无益，他只有选择沉默。好在批判以后，1960年就进行了甄别。但孟老总在一汽技术权威的地位动摇了，他成为所谓的“党内民主人士”。

20多年以后，有人与他谈起反右倾时受冲击的原因时，孟老总解释说，主要是他当时坚持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在学习苏联方面不宜一边倒，不分是非错误；二是轻视技术、轻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技术工作也要大搞群众运动，这些是我不能赞同的观点。

经过一生的实践，孟老师对汽车技术工作情有独钟。古稀之年，离休之后，总结了从事汽车设计工作的经验，写了《汽车设计方法论》的讲义，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开了这门课。

这本《汽车设计方法论》（以下简称《方法论》）是所谓的“印书论”的完善与升华，在他去世四年之后，才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我们有机会学习到这本《方法论》时，深切感到其可贵。我们读后感到：这本《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孟老师学习和研究了世界汽车发展的百年历史（1886—1986），尤其是中国汽车工业史做出的经验总结，并留下了历史发展的空间，有待后人推进它们；它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孟老师灵活运用了矛盾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汽车设计开发中各种事物的矛盾，提出了初步解决的方法；《方法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是孟老师亲自为汽车工业学习和工作了50年（1938—1988）所作的实践经验总结，是遵循了实践论的。这是孟老师留给我们后来人的一本遗著，值得在新的世纪学习、应用和推广。

“大跃进”中实干者。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一汽和全国一样搞全民炼钢，自制土高炉炼铁和炼钢，以致浪费了不少物资器材，其结果已有结论。而一汽的“班产250”和“大搞红旗高级轿车”的群众运动，当时是作为大搞群众运动的一面红旗，其经验教训是什么呢？似乎缺少明确的结论。而孟老总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工作基本靠边站，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齿轮质量攻关、甄选红旗轿车沙发布的颜色等零星工作。有时也在自己的办公室图板上画他心想的设计方案，可见他还是非常关心一汽的发展，但并未能发挥出其全部力量。

孟老总的思想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

（1）认为东风牌小轿车是遵循科学规律进行设计试制的成功经验；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高级轿车，虽然试制成功，小批量也生产出来了，但毕竟是不计成本的政治车，到头来还必须从技术和经济上认真考虑。

（2）认为土法上马的机床，效率低、耗能高，技术含量不高，不是方向。还得从先进的设备来考虑武装工厂。他主张扎扎实实地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反复进行，求得提高。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热潮影响下，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过后回想，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大跃进”气氛中，他不为形式左右，坚持自己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他是一位在狂热浪潮中的实干家。

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在“文革”中孟老总为陕汽立下汗马功劳，深得陕汽人的敬重。年过花甲之后，被饶斌同志调到二汽，又为二汽“背水一战”攻克质量难关作出巨大贡献。孟老总心中装着的不仅是他工作过的一汽、陕汽和二汽，二是祖国的汽车工业，自然非常关心他参与创建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1）主张大厂造小车。轿车技术的发展，体现大企业大量生产的技术特点：互换制与专业流水生产线。早在40年代孟老师就已从美国学到，并交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孟老师在生产实践30多年之中，只试制过东风轿车和小批量生产过红旗轿车，因此缺乏大规模经济生产轿车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八年之后的1986年，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一汽与二汽两个兄弟厂也是在暗中较劲。孟老师虽为二汽的总工程师，却依然十分关注一汽。极力主张如一汽、二汽这样的大厂，都该生产轿车，尤其是大量生产普及型轿车。陕汽则以生产大车为宜。这对一汽近20年引进技术和工艺装备也是一股推动和促进力量。比较之下，也有那么一些技术人员，相对保守，采取相互保密、相互排挤、设置障碍以障碍对方发展，更显得孟老师的胸怀宽广，想着的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将来。

（2）引进技术与独立自主开发。改革开放后，一机部饶斌部长赴美考察归来，即敦促二汽引进制造汽车的组合机床技术，并责成汽车局胡亮副局长与刘金钺副总工程师组织实施。他们考虑到一汽和大连机床厂也有同样需要，仍以二汽为主，组织三家联合对外考察与引进。最后选定美、德两家进行商务谈判。陈家彬有幸代表一汽参与这次谈判。竞争十分激烈，最终德国的HH公司以合理价格胜出，从此开始了这一项目的技术引进。陈家彬始终按照一汽领导的意图，为一汽底盘厂开发一条前梁机械加工自动生产线，以提高质量和效率。陈家彬又一次在二汽见到孟老总，孟老总十分关心一汽前梁线的引进情况，好似他仍是一汽的总工程师。他说：“只要把这条加工线联合设计好，制造质量达到标准，并学到独立自主开发组合机床的本领，就算成功了。”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在工艺处设计，在专用机床厂制造、调试，在底盘厂安装使用，实行设计、制造、使用维修三结合，经过三年实践终于成功了。总共只花了500万人民币，制造成功一条HH公司价值500万美元的前梁自动加工生产线，从中还培养出一批专用机床的设计师、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

（3）真心关注一汽的发展。孟老总为创建一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一汽投产30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孟颀陪他最后一次到一汽看望。他兴致勃勃地坐上新调试生产的CA141，认真细致地品察一番。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试制出三轮准备替代老解放的CA140型汽车，后因“文革”的到来，他也已调离一汽，CA140夭折，当他看到CA141调试出来，比当年的CA140更进一步，感慨可想而知。他真心关注一汽的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单说一汽的汽车试验场一事。一汽人都知道一汽的第一条5公里长的试验跑道是孟少农副厂长亲自设计并主持监督施工建成的，也是全国首条汽车试验跑道，开创了一汽能在厂区进行道路试验的先河，也为一汽后来的试验场、二汽的襄樊汽车试验场和海南汽车试验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82年，孟老总曾在北京苏州胡同招待所与林水俊相遇，当时一机部和一汽都在筹建汽车试验场，当他知道林水俊在参与筹建这两项工程时，语重心长地对林水俊说：“一定要尽快建设好试验场，这是改善产品质量、自主开发新车型不可或缺的设施；还要培养大量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试验技术人员队伍，使汽车厂的新产品可以顺利的开展。”孟老总当时身为二汽的总工程师，是一汽的竞争伙伴，但仍然真心关注一汽的发展，对在一汽的老部下，仍和以前一样关爱。所以孟老总一直受到一汽广大技术人员的敬重和爱戴。

孟老师从清华大学的抗日学生，成长为红色教授，参加革命后在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域中奋斗了40个年头，他德高望重，才华横溢，平易近人，实事求是，辉煌的业绩令我们无比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