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童长荣事迹简介

童长荣，字灿华，又名张树华、张长荣。1907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因积劳病逝，全靠母亲帮人洗衣、做针线活维持孤儿寡母的苦难生活。

社会的黑暗，家境的贫寒，慈母的艰辛，促使童长荣过早的成熟懂事，他谨遵先辈“穷不丢书”的祖训，发奋读书，先后上过私塾、小学。1921年初，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到安庆学习。

童长荣初到安庆时，时值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列主义宣传方兴未艾，进步刊物层出不穷。全国性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地方上又有蔡晓舟、王步文创办的《安庆学生》、《黎明周报》，六师的《周刊》，芜湖的《芜湖半月刊》等等，形成了一股崭新的思潮。无疑，这种思潮促使他开始探索新的人生，以一种近乎虔诚的程度开始坚信共产主义。

1921年4月他参加了由蔡晓舟、刘著良等人在安庆菱湖公园召集的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新思想开始在他脑海里扎根，并付诸革命者火热的斗争实践。

1921年6月2日，童长荣参加了由安庆教育界掀起的反对军阀倪道烺、倪嗣冲、马联甲等消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的“六二学潮”，史称“六二运动”。当日，安庆千余师生在安徽省议会前集会时，竟横遭反动军警屠戮，省议会及其附近的任家坡、杨家拐、韦家巷一带的街道上，血迹斑斑、哭声动地。当晚伤学生240余人，重伤残疾40余人，童长荣的一师同窗姜高琦伤重身亡。一中学生周肇基被幽闭毒打，不久后去世。另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惨案发生后，童长荣、王步文等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出色地领导了反军阀暴行的运动。他们日以继夜组织演讲，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在强大的压力下，安徽省军阀当局被迫答应增加教育经费的要求，并抚恤了死难学生家属。为纪念“六二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安徽人民筹资在安庆菱湖公园内建立了“血衣亭”，至今参观纪念的人络绎不绝。

“六二运动”之后，安庆学生运动并未止息，相反，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的热血青年。1921年8月，安徽军阀倪道烺为维护其统治，以40万元巨款，买通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委任倪的旧幕僚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安徽各界闻讯集会，声明绝不承认李兆珍为“省长”。9月20日，童长荣及安徽数千名学生拥至省署门前，置李兆珍卫队行凶开枪于不顾，举行驱李示威游行，安庆各界纷纷响应，一时间驱李运动遍及全省。李兆珍抵皖数日后，见安庆及安徽人民反对他的运动日渐高涨，省长已经无望，便于9月23日，收拾行装偷偷溜回北京。安徽学生运动再次以胜利宣告结束。

其后，童长荣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学习生活。1923年初，由于生活困难，童长荣辍学数月，回乡在一所小学当教员。期间，他与同乡姑娘何坤芝订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安庆火热的斗争经历已使童长荣再也无法长时间安于恬静的乡间生活。安庆革命斗争，亦无时不在激励着他。终于，他再次告别老母亲、未婚妻和家乡父老，毅然重返安庆，没有料到此次一别，竟然成了童长荣与亲人的永诀。

同年10月，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童长荣等以安徽省学联名义发动安庆各校师生和农、工、商各界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激情高昂的游行队伍捣毁了接受贿赂的安徽国会议员张伯衍、何雯的住宅。“无法无天”的安庆学生运动，使安徽军阀当局极为惊恐。为此，童长荣等36人被军阀当局通缉。不得已，他避居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并与蔡晓舟、王步文等人主办《安徽黎明周报》，继续坚持反封建反军阀革命斗争。之后，他们中多数人走上了大革命的征途，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

1925年夏，童长荣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附设第一高等学校。在学校里，自小勤奋的童长荣，学习自然不在他人之下。然而，文化学习只是他此行的一个方面，密切注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日寇侵略中国的阴谋，研究救国救民的道路，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一段学习之后，童长荣开始专心而秘密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仔细咀嚼书中的一字一句，回味和思考，他的心扉逐渐亮堂。童长荣在此之前给祖国亲人的信中写道：我怀恋着生我养我的故乡，忧虑“乡里的兵匪之乱”。同时，看到日本近日在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又不能不联想到国内军伐混战的动乱局势。为此，他不仅常常浩叹，而且有了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他说：“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正是这种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见解，指导着他后来的革命斗争。留日不久，由于他斗争积极坚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26年春，他被选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成员，负责共青团工作。留日期间，他与夏衍等人结识，参加了东京日本进步学生组织 “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留日学生和华侨中的进步分子，施之以革命理论教育，指导他们参与各种政治斗争，从中吸收表现突出的会员入党，为中共东京特支输送了一批优秀分子，奠定了当地党的组织基础。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为阻挠北伐军进程，竟派兵在中国济南屠杀数千中国军民。其后，前往与之交涉的中国政府18名外交人员也未能幸免。童长荣闻之，不禁心里悲愤满腔：“祖国呵，你豺狼当道，才使区区倭寇恣意横行;你贫穷多病，乃致自家儿女惨遭屠戮”。中国留日各界非常义愤，成立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童长荣被选为理事，积极进行反日爱国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粗暴镇压，他被拘捕入狱，受尽酷刑。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童长荣经过无数次斗争洗礼，已经渐趋成熟，斗争意志异常坚定。回国后，他按照党的指示，不避艰险，奔走活动于上海、江苏、浙江、河南等地，进行恢复组织，争取群众工作，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后来，党中央及江苏省委安排他担任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从斗争的前线集聚到上海。他们为了继续进行斗争，陆续组织了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学社团，酷爱文学的童长荣很快地融入了他们之中。据夏衍回忆，那时，“童长荣是太阳社成员。……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 夏衍还曾在蒋光慈处看到过童长荣“写的一部描写安徽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的原稿。”可见童长荣的文化修养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1929年，为加强左翼文学组织的团结，童长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筹建左翼作家联盟，他是“左联”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前的联系协调、起草纲领、拟定发起人名单等具体工作他都出力最多，只因党的秘密工作需要，童长荣没有被公开列入发起人名单。“左联”的成立，不仅为中国文学界左派力量的政治斗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像童长荣这样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极好的提高机会。而今，位于上海市多伦路201弄2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内，醒目地陈列着童长荣等左联时期牺牲的部分盟员画像和遗物。足以证明了他为“左联”和中国早期革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1980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先生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文中披露了童长荣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当年在上海的鲜为人知的事迹，并指出：“这些被遗忘了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先行者，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表达了对童长荣烈士的深切缅怀之情。

没有人会否认童长荣存在着成为著名作家的可能性，然而，革命需要他变换岗位，他义无反顾。1929年4月，童长荣作为中央巡视员到河南恢复和整理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营救被捕的党员干部。

1930年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他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河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11月中旬，童长荣奉调北方工作，途径天津，临时接任天津市委书记，并于12月5日正式主持天津工作。

1931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请求，中共中央派童长荣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一个长在长江边的南方青年，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工作，气候、语言、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况且来大连前，他的肺病已相当严重。大家劝他先治病，再工作。但祖国母亲的眼泪、骨肉同胞的鲜血，中华民族的屈辱，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驱使着他知难而上，默默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迅速赶往大连。

到任后，他化名张树华，深入工厂、学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积极发展党组织，组建赤色工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满铁”工厂党支部，先后发动了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工人罢工，组织了纪念“五一”、“五卅”群众集会，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疯狂地践踏我国东北大地。日军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反抗，童长荣领导大连党组织立即向全市工人发出了《敬工友书》，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在大连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大连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1931年11月，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骤然加剧的实际，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对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调童长荣到斗争更尖锐、环境更艰苦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不顾重病在身，化名张长荣，毅然决然地奔赴东满地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

经过短时间的了解，1931年12月，他带着懂安徽话的“翻译”，在瓮声砬子主持召开了东满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研究东满形势和任务，作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建立和发展反帝同盟、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赤卫队，准备“春荒斗争”，开展士兵工作，组织兵变，夺取武器等项决议。特别是决议中创建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事实上为东满党组织指明了工作方向，决定了东满地区后来十几年抗日斗争的前途。

会后，他深入乡村，进一步发动群众，在东满各县掀起了“春荒斗争”的高潮，参加斗争的农民群众达20万人次。在斗争中，童长荣领导东满特委及时地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使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建立了反日会、反帝同盟、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以及突击队、赤卫队、别动队等半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创建抗日游击队提供了基础力量。1932年年初开始，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汪清、延吉、珲春、和龙等东满各县成立了10余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总人数200多人。

与此同时，童长荣非常注重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对日作战工作。为了团结好在汪清县小城子村成立的王德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特委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等参加救国军，协助王德林抗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后又兼任补充团团长，辖有1000多人。童长荣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后来任救国军旅长的史忠恒建立密切关系，受到史忠恒的尊重和信任，共同的抗日斗争把童长荣同这些抗日将士紧紧连在了一起。到1933年初，王德林救国军中党团员已达100余人，仅救国军第五旅王玉振部就有70余人。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仅在汪清县境内，游击队与救国军协同作战20余次，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2年3月，汪清县委派遣李光与9名党团员到王德林救国军的吴义成部工作。吴义成把他们编为救国军别动队，队员基本上都是汪清籍人，有20余名，成为汪清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救国军攻城克地，所向披靡，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致使1932年以前，救国军实际上成了日伪讨伐的主要对象。

1932年4月，童长荣因劳累过度，气候又不适宜，肺病复发了，他剧烈地喘息着，不时掺杂咳出鲜血，身体也日渐消瘦。其后数月间，由于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经常大口咳血，局部神经出现麻痹症状，并曾几度“濒死绝望”。到了这时，童长荣暗自思忖，自己活着的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他带着无比遗憾的心情，写了一封短信，请求满洲省委从东满斗争的需要出发，速派人前来接替他的工作。这年，即1932年，他才25岁，可想而知，一个刚刚25岁的年轻革命者，在如此冷静地处理自己身后事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沉重。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短信送出后却杳无回音。他依旧在东满的穷乡僻壤艰苦地战斗着。忧心如焚的同志们昼夜守护在童长荣的身边，他们想尽方法为童长荣治病，在他们的心目中，童长荣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而是东满党的化身，只要他一息尚存，他们就决不放弃这千百分之一的拯救他生命的希望。卧床不起的童长荣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仍然尽其全力拼命工作，以支撑东满地区刚刚开展起来的斗争局面。

东满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使敌人恨之入骨。1932年4月，日本侵略者将朝鲜占领军“间岛派遣队”调到东满地区，与关东军和日本军警一起，疯狂地对东满各地进行“讨伐”。据统计，从4月到7月，日伪军与抗日武装作战达一百多次，出动飞机380余架次。到年底，共杀害无辜群众1200余人，逮捕1500余人。到第二年3月，日军对东满抗日游击区军事“讨伐”380余次，敌人所经村庄半数以上化为灰烬。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童长荣率领东满抗日军民进行英勇反击。1932年9月，汪清县游击队在马鹿沟突袭南蛤蟆塘伪军运输队，毙伤敌人20余名。同年秋，珲春县游击队与救国军相配合，夜袭珲春县城，毙伤敌人30余名。延吉县游击队仅在夏至至冬初几个月内，与敌人作战20余次，消灭日伪军数以百计。这些战绩表明了东满特委及童长荣数月心血没有枉费，东满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已经形成。

随着反“讨伐”斗争的不断胜利，东满各县陆续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每个抗日游击根据地方圆几十里或百余里不等，全部根据地人口约2万多人。其中，半数以上的群众都参加了反日会、妇女会、自卫队、少先队等反日组织，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对东满抗日斗争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东满特委以各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苏维埃政府。各游击根据地还相继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学校、医院和印刷厂。这些机构虽然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能力低，但在当时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对解决军民供给、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3年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下发后，童长荣领导东满特委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深入到东满各县进行传达贯彻，批判“左”倾错误，改苏维埃政府为人民革命政府，用“没收日寇走狗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的政策，代替了“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团结东满各反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东满抗日游击战争风起云涌，令日寇闻风丧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一地区大好的抗日形势是在与党中央、满洲省委近乎隔绝的情况下，童长荣及东满特委孤军奋战下形成的。从1931年底到1932年底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日本侵略者严密封锁和破坏，东满特委与满洲省委的联系中断。在这种情况下，童长荣一面写报告或派人与省委联系；一面凭着自己多年革命中形成的政治素质、辨别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继续领导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他的领导下，东满根据地和游击队党团组织日趋完善，形成了县委、区委、游击大队的党委会、中队的党支部、小队的党小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网络。到1933年3月东满党员数已达到1200多人，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数的一半，成为一支领导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发挥了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童长荣非常重视根据地和游击队内的党政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仅在根据地刊物《两条战线》上，他就撰写了10万多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批评党内的“错误倾向”，鼓舞和激励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勤奋的笔耕，沥血的墨迹，映衬出童长荣对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无比忠贞，激励着当年东满抗日军民前仆后继。

1932年11月，日军集中兵力对东满游击根据地实行冬季大“讨伐”。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有生力量，童长荣带领东满特委机关由延吉县王隅沟转移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大梨树沟与汪清县委合署办公。从此，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

汪清地区林深草密、山峦绵延，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之地，大大便利了童长荣他们的活动。而到了冬令时节，山风刺骨，深雪没膝，寒气逼人，食物短缺，加之狡猾的敌人多是利用这样的季节拼命“讨伐”，使抗日斗争异常艰难。不用说病体虚弱的童长荣，就连青壮年汉子也是吃不消的。可是，童长荣以其无比顽强的毅力，坚持领导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同志们见他总是带病工作，都心如刀割，一再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亲切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到1932年底，在同志们精心护理下，童长荣的病情奇迹般地开始好转，特委同志和根据地群众无不为之庆幸，童长荣亦抱着无比感激之情，又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工作。

1933年3月末，童长荣和特委指挥游击队与李延禄带领的救国军补充团在汪清县马村一带，与日军少将旅团长鳖冈村一指挥的2000多日军周旋三昼夜，取得了歼敌200余人、缴枪250余支、迫击炮4门、子弹数万发的辉煌战绩，胜利地保卫了小汪清根据地。

童长荣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常对大家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别开来。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很有人性化的反战宣传标语，例如“你记得离家时你母亲的眼泪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劳动人民共同的敌人！”“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天天在家盼望你们活着回去！”等等。同时，根据地还建立了敌工小组，印制了大批的日文标语和传单，对日伪部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当时日伪军中影响很大。在马村战斗中，正是由于受我军政治宣传的影响，日伪军士气低落，不战而败。日本共产党员、关东军辎重队员伊田助男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看到我军抗日传单后，为抗日游击队运送了十万发子弹，留下字条后饮弹自尽。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党领导下的东满抗日游击队也得到日益壮大，到1933年10月，东满抗日游击队总人数已达到700余人，成为东满地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按照满洲省委指示，童长荣开始作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的准备工作。

敌人也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于1933年冬至1934年春，向东满抗日军民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讨伐”，妄图将童长荣他们的筹建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1933年11月17日，日寇纠集大批兵力由空军配合，向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敌人长达50多天的“讨伐”中，大批党团员和游击队员光荣牺牲，数百名群众被屠杀，使原有1500多人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400余人。在此情况下，1934年1月末，东满特委决定撤离小汪清根据地，幸存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有计划的向外转移。

为了躲避敌人的“讨伐”，保存实力，童长荣以久病之躯，带领部队转战在大小汪清的密林之中。其时，虽值早春，阳光和煦，但是，俗话说：“春冻骨头，秋冻肉”，北风却依然刺骨。他和战士们衣衫褴褛，忍饥受冻，渴了抓把雪，饿了肯草根。但是，没有人叫苦。对于这些钢筋铁骨的战士，别说是受冻挨俄，就是刮刀子饿断肠，也要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转战途中，童长荣见到汪清县委书记宋一的爱人带着两个婴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脱下自己的衣服，剪成两块儿，让她包裹孩子，还诙谐地说：“你们的爸爸外号叫大布衫，你们就叫小布衫吧”。特委书记的风趣，使在场的战士、群众多少天来征战中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宽松了许多。

1934年3月21日，天格外阴冷。北风掠过陡峭的岩石，掠过干硬的树梢，发出刺耳的呼叫声。这天，童长荣带领部分战士和群众转移到汪清县东光镇庙沟村大北沟一带，而敌人也悄悄地尾随了过来。此时的童长荣由于长时间转战的劳顿和疾病的折磨，早已身心疲惫，举步维艰。但是，在这九死一生的关键时刻，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掩护在场的群众迅速转移。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童长荣，他慢慢地倒了下去。汪清县委妇女部长、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迅速爬过来，不顾一切地搀扶他向不远处树林中转移。他们只走出七八米就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射中。战场上的枪声渐渐稀疏了，最后变得一片沉寂。等同志们见到童长荣和崔今淑时，他们都已停止呼吸，牺牲那年，童长荣27岁，崔今淑23岁。童长荣牺牲后，战士们用树皮将烈士的遗体包囊起来，安葬在他生前所住的密营附近。

东满人民的抗日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外侮、英勇抗争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对包括东北抗日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和民族先驱表达了哀悼之情，特别强调：“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些同志中间如……童长荣、伯阳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并提议全体代表向这些先烈静默三分钟，以 “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盛赞童长荣为抗日救国捐驱的民族英雄。1951年11月，皖北行政公署追认童长荣同志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童长荣烈士被国家民政部确认为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汪清各族人民为了永远纪念童长荣烈士， 2011年至2013年，在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将童长荣墓迁至汪复公路左侧的汪清县东光镇庙沟村大北沟入口处，建成面积为2500平方米的童长荣烈士陵园，在童长荣战斗过的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入口处新建东满抗日英烈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