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沙俄侵略者并没有因为鲸吞了中国大片领土而收敛，反而得寸进尺，继续在乌苏里江一带进行扩张，采用“暗窃潜移”、“马驮界碑”等卑鄙手段，不断蚕食我国领土。

1883年，沙俄侵占珲春边界，强占图们江东岸沿江百余里地方，并于黑顶子（今敬信）安设俄卡，“珲春城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为沙俄窃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因吉林东界牌标记中很多存在错误，且年久未修，清廷命吴大澂等为钦差大臣，与沙俄订期会谈勘界。

吴大澂奉旨从天津启程，带领随员及同文馆俄文翻译若干人，经山海关、沈阳、伊通、吉林等地，于三月初二下午抵达珲春。

为了掌握谈判的具体资料，吴大澂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派遣胡传和托伦托呼实地踏查巡视珲春边界。1886年4月初，胡传和托伦托呼带领员弁随从，携带粮草、帐篷等用品，从珲春南境图们江口左岸开始登程，沿中俄珲春东界山脊北上。此次踏查巡视历时半年时间，步行1000多公里，查明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立的中俄国界木质界牌，有的已字迹不清，勉强辨认记录；有的被偷移（移入中国境内），下落不明。尤其是“帕”字界牌至图们江口这段长达数百里的中俄珲春东界，竟无一个界标。托伦托呼将实地查阅的中俄国界界标现状暨俄方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详实情况，根据一路上的考察日记，写出了详细的《考察纪实》，并附以胡传沿途所绘制的地图等资料圆满的交到钦差大臣吴大澂的手中。吴大澂依据胡传、托伦托呼的考察结果和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清廷奏报，并提出重勘中俄珲春东界的建议，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5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清朝方面参加谈判的有钦差大臣吴大澂，帮办吉林边务事宜、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翻译庆锡安，随员沈韵松4人。俄方有勘界大臣巴拉诺夫，随员马秋宁、地图衙门大臣舒利金、翻译莫新及火轮洋商公司商人余威罗夫6人。在这次谈判中，吴大澂把争出海口和图们江出海权作为中心问题，首先提出原属珲春的罕奇海口归还中国。巴拉诺夫听翻译讲完后，巴拉诺推托说：“须备文转达俄廷，能否应允由国家定夺，彼不能擅主也。”随后双方将罕奇海口问题暂时搁置，待日后再议。议至在图们江口补立“土”字界牌时，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争执的焦点是在“土”字牌位置的选定上。吴大澂提出要在图们江口补立“土”字牌。巴拉诺夫坚持按旧图原立界牌之地离海44里不变。吴大澂提出，应按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字牌与条约相符。巴拉诺夫辩称：海水灌入之地当谓为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澂当即揭露批驳巴拉诺夫的不实之词，严正提出海口就是江口，二者并无区别，如海潮灌来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就是海滩尽处，仍应依据条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洽。

四二十六日下午，吴大澂与依克唐阿参加第二次会谈，对补立“土”字牌再三辩驳。巴拉诺夫转告已接总督复电：“从前既未立妥，自可酌量更改。”经过吴大澂据理力争，双方达成一致。这就是《中俄珲春东界约》第一款记载的：“议明立牌之地，在该处山麓尽处江岸地方，此处顺图们江至海滩俄里十五里（计中国里三十里）径直至海口十三里半（计中国里二十七里）”。通过这次会谈成功的争回了十多里边陲失地。

吴大澂在珲春期间，多次书写“龙虎”二字，意喻珲春是龙兴之地。这次谈判胜利后，吴大澂对依克唐阿在谈判中的表现非常满意。因此，挥毫泼墨，即兴书写“龙虎”二字。

谈判人员在四月二十八日返回珲春后，第二天就派沈韵松前往图们江口勘定补立“土”字牌之地。五月十九日，吴大澂与依克唐阿同至沙草峰南十多里山麓支帐，与巴拉诺夫帐房相连，双方按着勘定地点掘土奠基。二十日早吴大澂、依克唐阿与巴拉诺夫等人监立“土”字牌。在一个多世纪的光阴里，这个高1.44米、宽0.5米、厚0.22米，正面刻有“土”字牌，左侧刻“光绪十二年四月立”的石碑，作为中俄疆域标志，中俄勘界的历史见证，一直屹立在中俄边界的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