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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洵
在中国现代史上,在古老而苍莽的长春大地,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出了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叫赫洵。
赫洵,原名赫长荣,曾用名李复,吉林省九台市鸡鸣山乡赫家村赫家窝堡屯(旧属长春县)人。民国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元1912年2月12日生。家庭出身地主。赫洵从幼年时期开始,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接受了母亲的较深地影响。他的母亲李氏,德惠县米沙子镇人。母亲为人心地善良,勤劳节俭,很同情穷人和劳苦大众。这些严正的家教和母亲创留下的良好家风,在赫洵的幼小而纯净的心灵上,都打下了很深很清晰的烙印。这也为他后来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和开拓宏倚壮阔的人生历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正当他在吉林市读初中一年级时,偶然地遇上了这样一件事情。赫洵的传奇般人生也从这里开始。
有一天,他的国语课老师因为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校方给开除了。当这位老师将要离学校前夕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时,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大钊同志的革命一生,以及其光辉的革命业绩和惨遭杀害的经过。赫洵听到了这些后,心中激动不已。他也想要做一名革命者,做一名
像李大钊那样为天下苦难同胞着想的人。于是,他在这年暑期,孤身一人毅然地离开了吉林,告别了家乡,来到了北平。他来到北平后,首先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补习了中学课程,然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法学院。
1932年初,赫洵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外围组织河北省互济会,并在互济会里担任秘书、宣传部长等职务。由于他的文笔利落干净,天资聪颖,知识渊博,还负责编辑及印刷互济会出版的机关刊物《小真报》。李大钊同志是在1927年4月28日同其他革命者共20名一起被张作霖在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杀害的。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北平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里。1933年春,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韧兰带着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便是李葆华),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老家来到北平,料理大钊的安葬事。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决定利用这次安葬机会搞个群众性悼念活动,并指定河北省互济会具体负责安排这项工作,同时还要求为李大钊烈士镌刻一块墓碑。这样一来,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碑文这件事就落到了赫洵身上了。
年仅21岁的赫洵,接到任务后兴奋得一夜未睡,李大钊的光辉事迹一直在他的心头上闪烁着。他就是在大钊同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大钊同志是他最尊敬的革命先驱。
他经过整整一夜的深思熟虑,于翌日天明时分,终于挥毫撰写出了李大钊烈士碑文。
这便是有关李大钊烈士的最早墓碑碑文。
赫洵撰写出李大钊烈士碑文的原稿后,由当时的北平师大学生、共产党员王勋室带给贾毓麟。贾毓麟,也是吉林长春人,与赫洵是同乡。但当时他俩彼此并不认识。那时,贾毓麟亦在北平师大读书,是该校中共学生支部委员,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此时正值学校放春假,校园内已无多少人。贾毓麟与王勋室在一间自习室里,反插上门,然后认真地进行碑文的书写。抄写时,王勋室照赫洵的原稿念一句,贾毓麟用毛笔写一句。由于怕时间长被人发现,他俩书写完毕未来得及检查,就由王勋室带走。接着,便请石匠镌刻成这块墓碑。
这块墓碑,为艾叶青石,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碑首刻着五角星,五角星的中央刻有镰刀斧头。其镰刀斧头涂成黑色,五角星及碑文皆为红色。碑的正面文字是:
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碑的背面文字是: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竞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4月9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80余人,在4月28日被绞
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20人。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碑文落款是:1933年4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就这样,党组织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名义为李大钊烈士锈刻的一块墓碑诞生了。
碑文落款“4月念三”,即4月23日.是李大钊烈士灵柩安葬的口子。
这样的墓碑.在当时的氛围和环境中,是不能公开竖立在墓前的。它只好与李大钊灵柩同埋于地下。
这块墓碑,在地下整整掩埋了50个春秋。直到1983年10月30日,位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落成典礼前夕,才从地下被挖寻出来。
赫洵应邀出席了这个典礼。当他望着这块被挖寻出来的墓碑,并看着那上面由他所撰写的碑文时,真是感慨万千,澎湃的心潮久久不落。
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具有着传奇色彩了。
然而,赫洵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阅历尚不止此一件。他与他的爱人、革命战友何一平的结合事,同样具有传奇色彩。
那是1 927年赫洵在吉林读书时期的事。
原来,赫洵兄弟三人,他居三。长兄早逝;二兄身患肺结核。结核病当时被称为痨病,是个绝症,很难治愈。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娶了一个长得非常秀美又有知识的媳妇,她就是何一平。
何一平,1909年生,长赫洵3岁。
她出生于哈尔滨,其家为名门望族。其父,人称何五爷,思想进步,心地开朗,拥护辛亥革命,崇仰孙中山先生,赞成北伐进军,曾任国民党的参议员。
何一平来到赫家,了几日凄清的日子后,丈夫便过世了。
从此,何一平便成孤寡的人。
当时,赫家还算开明。认为何一平年轻,去也可,留在家里也可.任其自便。
何一平,虽然年轻,却有主见。她选择了后面的这条路,提出愿做赫家中的一名成员,继续读书。于是,她便被赫家送到吉林后期师范(相当于今天的中师)读书,直到毕业。
这个时期,赫洵已到北平读书。
他称何一平为二嫂。二人感情非常好,又都在盛年。每年寒暑假期间两人回到家里后,便有着谈不完的心里话。赫洵向何一平讲述了在外面所见到的革命情势,何一平听了很开心。
也正因如此,二人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这种情况,何、赫两家尊长都未曾发现。
不久,何一平随赫洵去北平读书。
1933年l0月,赫洵和何一平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需要,组织上让他俩假扮成夫妻开展工作。至此,这对一往深情的青年人,情愫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不久,经党组织批准,他俩结为伉俪。
他俩结婚后,在北平住了一段时间。1934年8、9月间,北平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二人身陷囹圄。于是,他俩在党组织的接济下,由北平来到哈尔滨。由于关毓华(陈紫)的介绍,接上了党的关系。此后,赫洵以哈尔滨私立大陆学院教书职业为掩护,同时任大陆学院教授的中共地下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冯永志),以及共产党员孔广野等,一起开展党的活动。
1936年4月15日,日伪当局搞了一次大搜捕,妄想将在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将其组织全部破坏。当时,由于赫洵与何一平回到赫家村老家探亲,躲过了这场灾难。1938年2月,日伪当局继1936年“四·一五”大搜捕后,又在哈尔滨搞了一次搜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赫洵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经伪治安厅起诉,被伪高等法院以“重建哈委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被押解到吉林市的吉林第一模范监狱。
吉林监狱,亦称“八卦监狱”。顾名思义,它系按八卦图形上的八个方位建筑起来的。其八个方位放射性地铺开八条走廊,其走廊的两侧便是囚室。中央是嘹望台,走廊尽头有看守岗,警宪看管戒备十分森严。赫洵被押解到这里后,便同“政治犯”、共产党员于树功关押在一起。于树功,系河北沧州人。在狱中,他俩结识了看守赵公民。赵公民,原名赵绍先,永吉乌拉街人(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文革”期间,即1967年9月18日于长春街头不幸被流弹打死)。他出身贫苦,曾在吉林“希天医院”学徒。到监狱后,为医务科调剂员,有时也给犯人看病。他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当他听到了赫洵和于树功关于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一再讲述,以及了解到他俩的身世后,觉悟益加提高。从此,3人交往日深。
此时,何一平已有了3个孩子,将家迁来吉林,并将婆母接来住。这些做法,全是为了能更好地关注被押在狱中的丈夫赫洵。
经过这些磨砺,赫洵母亲也知道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和坐牢的原因了,心里也暗暗地佩服赫洵。
何一平,并没有停止活动,一直在思虑着搭救丈夫的办法。她经常去探监,用暗语与丈夫交流出狱的办法。出狱的办法有三:一是炸狱,搞暴动;二是巧妙地越狱;三是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名额有限,一年只有一名,且政治犯几乎没有;炸狱更是不可能,警宪看守甚紧;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好巧妙安排,进行越狱。关于越狱,必须要想得周到、缜密,并且外边要有人接应。他们也曾认真地思考和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前,吉林西分监曾有18名犯人越狱,由于没有接应,先后都被抓回枪杀了;沈阳监狱曾逃出2名犯人,由于没有接应,也遭受到同样厄运。
为了能使越狱获得成功,赫洵与于树功在狱中做了赵公民的思想工作,让他协助越狱。赵公民,此时新婚不久,根据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如果苟且偷安地生活下去,日子也能混得不错。但是他放弃了那种生活,决心跟随赫洵和于树功走,使越狱获得成功,共同奔向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在另一面,也就是在外边,赫洵的爱人何一平与赵公民的爱人金晰享也做好了充分地准备。他们共同研究出的办法和步骤是:
时间打在1939年9月15 日。原因是,9月15 日为周五,9月16日为周六有半日休闲,9月17日是监狱军警与吏卒休息日,9月 l 8日是伪满洲国国庆日放假一天。敌人的集中力自然要放松些。这是其一。其二,旧典狱长刚刚离职,要到沈阳就任新职;新典狱长尚未到任,狱内颇有各自为政局面。这样一来,赵公民便有可活动的机会了。
他们越狱的具体方案:第一,赵公民懂得医药,利用医生职务之便,先让赫洵与于树功服下泻药,成为病号,移住病号间;第二,让赫洵与于树功带上药品和器械,去给准备将要到来的典狱长住室喷洒消毒药物;第三,将赫洵与赵公民的监狱档案包括入狱和接见登记等,全部销毁。由于于树功家住北平,其地址也无从追寻了。
何一平与金晰文在监狱外边的准备是:第一,想尽办法筹集好越狱后所需的款项。何一平同婆母商定,卖出一部分土,加上托亲靠友借贷,筹措1000元伪币;赵公民自己典当和出卖部分衣物,凑足100元伪币;赵公民带着于树功的信找到曾同监坐牢的难友、进步人士谢雨天,谢雨天慷慨资助200元伪币。至此,共凑集上伪币1300元,所需钱款基本够用。第二,赵公民与金晰文将自家照片也全部销毁。第三,何一平往来于吉林、长春之间,为其3人越狱后找好落脚地点的准备。第四,待越狱日期接近时,何一平与金晰文在外面为3人准备好越狱后要替换的衣服、车票等。第五,越狱前何一平将老人及孩子全部转移,变更住地。
好不容易地盼到了9月15日。事先,赫洵与于树功已按赵公民的安排,服了泻药,住进了病号间。这样一来,赵公民由这里提人也方便了,不易遭人怀疑。
这天,何一平已提早买好当日去长春的火车票,中午等候在车站。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当何一平手拿车票等待了很久,仍不见赫洵、于树功、赵公民3人来。她心乱如麻,情焦如焚。
原来,天不作美,这口赶上了大雨。按监狱规定,遇雨狱中犯人禁止外出作业。直到何一平接到了赵公民打来的电话,才将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
9月16日上午11时许,赫洵、于树功被放出狱,带上消毒药具;赵公民穿上笔挺警服,挎上洋刀,然后押解着他俩大摇大摆地出了监狱几道大门。表面上看,是去给新来的典狱长公馆消毒。
他们按事先侦察好的地形、路线,来到了没有看管的旧法院的空房子里。赫洵、于树功脱掉囚衣,赵公民甩掉警服,露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内装,开始走向了新天地。
他们3人直奔通天街,雇辆带有布篷的人力三轮洋车,坐着来到车站。
这时,何一平、金晰文二人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她二人火速从提箱里拿出三套崭新的西装、礼帽及皮鞋。他们迅速地来到车站厕所,更换好衣服。待他们再次走出来时,只见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漂亮多了,简直是些“阔少”。
他们顺利地通过剪票口来到站台。人到急时偏逢意外。正这时,这趟火车又晚点了10分钟。这是难熬的10分钟呵。直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慢慢地启动了,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在火车洗漱室,他们刮了胡须。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坐在车上,心里却激动不已。
这次越狱获得成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为赫洵传奇般的革命生涯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连伪满洲国机关报《大同报》,也于同年10月22日载文宣称:“案情极为重大”,不得不承认“逃脱方法尤为巧妙,可谓突发意外事件”,“毫无痕迹”,“不禁为之瞠目”,云云。
他们也清醒地知道,逃离吉林这所监狱还不算成功,待逃离伪满洲国这所更大监狱找到党组织才算胜利。火车到达卡伦站后,赫洵、于树功、赵公民3人按计划一起下车.向米沙子镇方向赶去;何一平、金晰文2人按打算没有下车,赶到长春亲属家暂时住下。
这口天黑时分,赫洵、于树功、赵公民步行了10多公里路跋涉到了米沙子镇附近。赫洵先到表哥李万镒家探听消息。李万镒见到他们3人后,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吃过晚饭后,他们3人穿上李万镒所送给的棉衣,来到村边高粱地里躲藏起来。
9月深秋,又逢夜晚,蚊虫正猛。他们经受着蚊虫的叮咬,忍受着凉气的袭击,渡过了一个个难眠的夜晚。
赫洵表哥李万镒日日送饭送水。
赫洵小学同学、童年好友、时在伪村公所任职的李风桐,为他们探听消息。
赫洵他们在关东的高粱地里整整蹲了7天7夜。
后来,到9月下旬,天气益冷,且开始收割,高粱地已藏不住人了。于是,他们才不得不决定,分头行动,先进长春,后人北平,去找组织。
这样一来,3个共过患难的朋友却走散了。
于树功因找不到社会关系,辗转流落到辽源煤矿,当了苦工。直到北平解放后,他才到北平重新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文物考察队队长。
赫洵和赵公民分手后,历尽艰险,四处漂游。赵公民先到北平,按着赫洵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友人刘静君,在其家住下。又经刘静君夫人介绍,赵公民会见了何一平的好友、北平党的地下工作者黄绍岩同志。过了一段时间,赫洵接到了赵公民的信,于同年11、12月间,在旧相识、伪蒙自治政府驻伪满洲国代表机构的事务官高孟君的协助下,来到了北平,与赵公民见了面。
不久,经杨春甫介绍,赫洵、赵公民先后到达京西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之中。
1940年春,何一平同婆母带领着3个孩子也由长春来到北半。
何一平曾在清源医院做过护士,生活极度艰苦,但仍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42年春,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何一平被捕入狱。她在狱中,经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她严守党的机密,守口如瓶。
两个月后的一天,日本宪兵队通知何一平家属去接人,说是已被释放出狱了。婆母和3个孩子高兴万分。婆母找到从事医务工作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周同志,带上3个孩子,共同去监狱领人。哪想,当他们来到监狱门前时,宪兵队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却是周身一丝不挂的何一平的尸体。
就在何一平入狱和被敌人迫害致死时,赫洵正拼杀在京西抗日的疆场上。此间,赫洵曾任京西革命根据地县民政科长、教育科长等职。
这个期间,他利用革命斗争的空闲时间,写出了许多反映抗日斗争的诗歌作品,表现出了他的革命豪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些诗,后来保留下来的,有《京西根据地四首》:
其一,《武装保卫春耕》
小溪浮鸭绿, 水面桃花红。
青山坚加壁, 将台苦练兵。
军民大生产, 忽动铁蹄声。
号角传遍野, 劳武保春耕。
其二,《反蚕食斗争》
深沟防我还, 高堡卫我攻。
任凭风浪起, 众志已成城。
蚕食无忌惮, 逼我走险境。
军民如一人. 严阵警敌情。
其三,《大扫荡》
轮番大扫荡, 三光血火红。
我有十六字, 那怕敌发疯。
制造无人区, 而我于其中。
坚持持久战, 抗日无不胜。
其四,《一役全歼敌军》
敌来烧杀抢, 人民独凄凄。
冲锋号角响, 一举歼顽敌。
敌尸横遍野, 身着汉人衣。
死者如有灵, 当问怕谁欺。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赫洵任《辽宁新报》(《辽宁日报》前身)社长、总编辑。1946年至1947年任松江省镜泊县县长。此时,他与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女青年、原镜泊中学学生任菊岩(曾任吉林省文化厅顾问)结为夫妇。
1948年,赫洵任东北人民政府调研室主任。建国后,历任吉林工业大学教育长,吉林省科委秘书长、副主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赫洵学识渊博,爱好多样,精于诗词,尤善书法艺术。且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品德高尚,性格耿直,受到了人们的由衷地敬仰和爱戴。他早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除了读马列著作和文学作品外,还攻读自然科学,钻研高等数学、材料力学及机械原理。他自学了英、俄两门外语。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摄影,可谓知识面宽,兴趣广泛。他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育长期间,为吉林工业大学的发展、专业的建立、教学质量的提高,呕心沥血,做出了贡献。他担任吉林省科委领导期间,热爱知识,尊敬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注意办实事,将科技人员的研究成果放在首要地位。他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科学技术是基础中的基础,科研人员是重中之重,我们不能不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要知道,科技搞上去了,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热爱马列著作。在他临终的前一周,将孩子叫到跟前,让孩子到书店去,为他补购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有病住院医治期间,他参加不了当时开展的整党工作,便躺在床上逐字逐句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他看着,划着笔痕,心中一直在想着党风好转的大事。终于,他抑制不住了内心的情感,伏床奋笔疾书,写出了供中共吉林省委整党参考的若干问题长达16页。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当即瘫软在床上,有气无力但很兴奋地说道:“我又为党完成了一件大事”。
他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留下点遗产,躺在病床上整整录下了30盘磁带。他说:“这点点滴滴地回顾,也许还会有用。如果能够那样,那便是我的心愿了。”
当人们看到听到这些,都觉得到一颗革命者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着。难怪他的战友、原辽宁省副省长王垫骋同志说:“赫洵把自己的生命都贴在党的事业上了。”
1983年10月30日,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落成典礼时,赫洵正在北京西苑医院治病。他患的是急性早期核细胞白血症。这个病.早在1982年4月就被发现了。这次,他在北京治病期间。应邀出席了这个典礼仪式。典札仪式上,他站在李大钊烈士的儿子李葆华身边,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缅怀先烈。荣高棠同志在这个典礼仪式上,亲自向在场的胡耀邦同志介绍了当年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碑文的赫洵。
李大钊烈士陵园,还邀请当年为李大钊烈士筹备葬礼的负责人之一王乃天老人画了一幅《苍松图》,作为永久性的存念,并邀请赫洵为该画题诗。赫洵接到王乃天的画时,已由北京转入长春一家医院里治病。当时,他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处于垂危阶段,但是.他怀着对李大钊烈士无比崇敬的心情,躺在医院病榻上忍受着高烧40度体温的折磨,开始构想了他的这首诗作。2月末,即他逝世前7天,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使他挣扎起来。他把自己对大钊烈士和对党的全部深情与心血运于笔端,挥毫写下了《参加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有感》这首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不朽诗篇。这也是他生命长河中留下的最后的文字。其诗写道:
陵园恬静五十年,
红叶秋风淡如烟。
一自旭日初升后,
碑颂高洁入云天。
他写完这首诗7天后,也就是1984年3月7日下午5时38分,赫洵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2岁。
50年前,赫洵从接受李大钊的影响,并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碑文时起,走上了革命道路;50年后,直到赫洵参加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发现其当年所撰写的墓碑碑文,以至他为陵园书写这幅诗稿、走完革命历程上的最后一步。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不是一种传奇性的历史的偶合吗! 是的,与其说是历史的偶合,倒不如说是他一生坚持革命追寻真理的历史的必然。
赫洵就是这样地走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