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郭德辉

2012年2月3日，一位99岁的老人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悄然离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九台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老人生前挚友、诗人聂德祥先生感喟，“老人80岁之前还坚持早起跑步，我满以为他能活到100岁呢，谁知就差了一年！”

相对于百岁，确实有些遗憾，就像老人带着些许遗憾离我们而去一样。人生总是难以圆满，有遗憾未尝不是好事。因为遗憾，才更让人怀念；因为遗憾，才更让人思索；因为遗憾，才更让人铭记。

老人去世4个多月以后，我有幸目睹了他在80寿辰时所立的遗嘱，也由此引出了老人风风雨雨的一生。遗嘱是用毛笔写的，繁体字——“一生浮沉宦海，仕不逢时。虽官至县长、国大代表，正值民族多难之秋，壮志未筹，事业无成。堪以自慰者，平生所为，无愧于国家民族，未负桑梓父老之所期望也……”

铁蹄之下，保全一方父老

1914年，郭德辉出生于其塔木一户贫寒之家。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显示老人出生于1912年，包括香港作家晏伟权在内许多人据此认为他活了101岁，其实，那是户籍警登记时产生的一个错误。

郭家虽然贫寒，却是书香门第，父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郭德辉先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到吉林师范学校读专科，本科，16岁那年，返回其塔木教书。当时，九台出了位“大人物”——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刘哲，许多青年学子都想攀附于他以期得到推荐。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郭德辉效仿李密《陈情表》，也给刘哲写了一封自荐信。不久，刘哲就给这位家乡的年轻人回信，夸赞他的才华，并叮嘱他继续读书。这封来自长者的问候对少年郭德辉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随着年岁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尤其是在得知刘哲与另一位家乡名人阎魁竞选省议员时的行贿经历后，郭德辉对刘哲产生了鄙视的心情。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很多有钱人纷纷变卖家产逃往关内，郭德辉因家贫无力远逃。为了生活，他报考伪满警官学校，由于成绩突出，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一带当巡官。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石家屯警察分驻所所长，上河湾警察分驻所所长，其塔木村长等职务。与汉奸走狗不同，郭德辉出任伪职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他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保全一方父老的利益。当地百姓提起他来都忍不住交口称赞。下面就介绍几件郭德辉为百姓所做的事。

1933年夏，郭德辉任石家屯警察分驻所所长期间，地方上有个姓佟的地痞，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跟日本人混在一起。有一次，他领回几个日本浪人在石家屯附近察看地形，声称要开垦稻田，所有村民都得迁到山区居住。村民们顿时慌了手脚，谁愿意搬走啊，但是不搬又惹不起地头蛇和日本浪人。大家没办法，只好求助郭德辉。郭德辉也没权力管日本人的事，但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最后，他想出一个主意，先是鼓动村民到佟家闹事，随后就以治安问题为由将佟某带到分驻所扣押起来，使之断绝一切外界联系，并放出风去说佟某已下落不明。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日本浪人多次到屯里寻找佟某未果只得悻悻离去。为了防止日本浪人卷土重来，郭德辉亲自对佟某讲明成破利害，警告他勾结日本人强抢土地定会激起民愤，到时候性命难保。几个月后，这场征地风波终于平息下去，当地百姓无不感恩戴德，送给他“万民衣”和“万民伞”。郭德辉虽然保住了乡亲们的土地，却引发日本人不满，不久就被调到上河湾分驻所去了。

上河湾是德惠、舒兰、榆树、九台四县交界之地，民情复杂，烟、赌、匪三害横行，社会治安相当混乱。三害之中尤以匪害最为严重。同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土匪一样，这一带土匪也是青纱帐起来以后四处活动，一到冬季就把枪藏起来回家猫冬。这种亦民亦匪，藏匪于民的状况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警察也没有多少办法。日本人把郭德辉派到那里去当分驻所所长明显带有流放的意味。郭德辉上任后先查烟赌，后治匪患，决心还老百姓安稳的生活。

那年冬天，有伙土匪将枪藏在叶家土炮台内，并威胁 “如要报官，杀绝全家。”叶家人自然不敢声张，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土匪藏枪一事不知怎么被当地自卫团的严团总知道。他带领自卫团在叶家搜出十来支枪，叶家人百口莫辩。严团总当即把户主带到三台，吊在马棚上严刑拷打，把叶某打得死去活来。

叶母闻讯后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前来苦苦哀求，严团总邀功心切就是不肯放人。叶母情急之下要撞墙自尽，好心人将其拦下，说：“警察分驻所的郭所长一会要来这里，只有他才能救你儿子。”老人会意领着儿媳、孙子跪在路边等候。郭德辉骑在马上见路边跪着老少四人急忙下马询问。得知祥情后，他深感问题严重，在日本人统治下曾发生过因偷土豆而被枪决的事件，何况是藏枪通匪呢。他借口追查案件涉及叶某向严团总要人。严团总不放，郭德辉就给县警察局打电话要求进一步审查。这样一来，严团总也没办法了，只好让郭德辉把人带走。暂时保住叶某性命后，郭德辉急忙赶往县警察局说明实际情况，终于使叶某获得释放。叶家人感激涕零，送来若干银元，被郭德辉婉言谢绝了。

解放后，九台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严团总被判处死刑。当年的受害人叶某参加大会，出于气愤，一口将严团总的一支耳朵咬掉。

在上河湾当差期间，一位文化名人对郭德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他萌生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想法。那个人叫阎魁，字星槎，号曜化，是著名的书法家。当年翁同龢与人评论北方书法时曾说：“成多禄将会拿笔，阎魁刚会看贴”。二人听说后，各自发愤练习都成为一代大家。阎魁一生不问政事，潜心修道，长年隐居在上河湾道院。1935年，郭德辉患脑膜炎，阎魁把他接到道院养病，并教他气功治疗。两人朝夕相处半年之久，阎魁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爱国情操深深地影响着郭德辉。

日本人经常下到上河湾检查，每次到来地方上都要组织学生群众手持日满两面国旗列队欢迎。阎魁总是佯病不出，而且他的道观也从不挂日满国旗。

郭德辉劝他准备两面国旗应付，以免日本人生疑。阎魁断然拒绝，“日本人要问，我是出家人，道院不涉及政治。如果找借口杀人，就任凭他们杀吧！”，“国已沦亡，命何足惜！”

伪满九台副县长江幡是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他多次来道院求字，阎魁都以年老眼花为由予以回绝。这些事情让郭德辉深受震撼。

他还与近代东北四大书法家之一成多禄的次子成世英交好。成世英是解放后荣获全国书法大赛第一名的书法家，长于铁线篆。郭德辉自幼喜爱书法，曾藏有两副成多禄的书法作品和成多禄与翁同龢往来书札，可惜，都在后来的政治劫难中散失了。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成多禄集》中录有一幅字画，郭德辉说那可能就是他早年散失了的。成多禄去世时，郭德辉刚好15岁，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这位故里大贤，却在成多禄遗体运回其塔木安葬时参加了他的葬礼。也就是在那一年，郭德辉还看过成多禄的行书字帖，至到晚年，他都能清晰记得字帖内容有岳飞的《满江红》词。关于行书字帖，在以往的成多禄研究资料中从未提及，如果真如郭德辉所言，那无疑将填补成多禄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郭德辉决定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经过多次疏通终于获准还乡。郭德辉治理地方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他离任时，全镇百姓都争相赶来送行。

郭德辉的辞职引起日本人怀疑，在他们眼里一个有着较高收入的年轻人突然辞职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将他列入要审查的人名单。1943年秋，县里宣布任命郭德辉为其塔木村村长。伪满村长都是由选举产生，这次突然的任命让郭德辉倍感疑惑。伪县长杨绂钦与其私交甚厚，杨县长听到消息后不禁为郭德辉的安危担忧起来，派人叮嘱，“必须接受，否则不利。”在这种情势下，郭德辉只得出山。

日本关东军要官猪，他们不顾回民禁猪的风俗，让当地回民也统统摊钱买猪。此事引起回民极大不满，回民推举阿訇马清魁为代表四处奔走求告。然而当地村公所、伪满伊斯兰教协会总会都与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根本不予理采。最后，在郭德辉等人的共同努力协调下终于停止了向回民要官猪钱。

太平洋战争进入紧张时期，征粮任务重于一切。其塔木是大产粮区，前几任村长为讨好日本人，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弄得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郭德辉上任那年刚好赶上粮食减产，他告诉乡亲们一定要留够口粮，然后再上缴。如此一来，其塔木上缴的粮食就比往年少多了。日本人大怒下来调查。郭德辉事先得到消息，通知百姓们把粮食藏好。虽然日本人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结果，但前因后果叠加在一起他们已经不能容忍郭德辉再呆在其塔木了。于是，他们把郭德辉一家带到九台，名义上任命他为协和会会长，实际上是软禁起来，要他必须每天向协和会报到。

这种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光复前后，见证九台历史

时光进入1945年8月，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进入到垂死挣扎阶段。在九台的日本人不复平时趾高气昂，耀武扬威的神态，有的甚至还像夹尾巴狗一样溜着边走路。

11日，郭德辉还像往常那样去协和会签到。日本人都不见了，据说是躲到江副县长家开秘密会议。协和会干事长日本人三刀屋让协和会嘱托安庆涛告诉郭德辉最近几天有大事发生。郭德辉清楚，他所说的大事一定是日本投降。

8月15日，所有日本人都聚集在江副县长办公室听天皇广播诏书。当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办公室内一片狼哭鬼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之后，所有日本人都交出枪支离开了县政府。

伪政府的中国人也都聚集在大楼内听广播。普通职员大多欢呼万岁；股长一级官吏时而欢呼雀跃，时而沉默不语；而平日被称为二鬼子的伪县长高丕琨、动员科长李雪年、实业科长侯佐祥等几个人则惊慌失措。

“八一五”光复当天，九台大街小巷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男女老幼都穿上节日的新装涌上街头庆祝胜利，有的拿出鞭炮燃放，有的敲锣打鼓，还有的发疯一般跑来跑去。压抑了十四年的恶气终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这天上午，两个日本人因为还像平时那样到单位指手划脚被群众乱棒打死，一个是温泉经理，一个是车站站长。

被仇恨烈火点燃的群众怒吼着冲向日本住宅区。警察也阻止不了，只能保护日本人撤退到西大营。一两天时间，日本人的豪华住宅被群众抄洗一空。由于西大营的日本兵暂时还未放下武器，所以那里没被冲击。所有日本人都躲在西大营不敢出来。街道上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群众的情绪也就逐渐平复下来。

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还未来得及接收，东北各地出现了混乱的政治真空。8月16日，长春电台广播要各地成立地方维持委员会，临时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待命接收。

18日，伪政府通知郭德辉去县公署开会。由于在伪满时期，郭德辉敢同日本人抗争，在中国人中威望极高，甚至有人认为他大有来头，要成立维持委员会他自然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其实，郭德辉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之所以如此全是性情使然。

郭德辉认为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应该先看清形势不宜冒然出面，以免被人利用，所以托病未去。果然不出所料，晚上，参加会议的地方名士郝权斌、董鲁香、陈仪九、杨樾桐一起来到郭家，说会议是高丕琨主持召开的，组织成立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原有机关领导、政府主要科长都做委员，选商务会长郝权斌为委员长，董鲁香为副委员长，高丕琨、李雪年、侯佐祥三人为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权力仍然掌握在高丕琨手中。郭德辉痛斥高丕琨的丑恶嘴脸，大家也都后悔受了利用和愚弄。

维持会成员名单一经公布，群众大为失望，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真鬼子走了，权力又落到二鬼子手中。这些二鬼子整天聚在高丕琨家里大吃二喝，盗卖仓库物资，发起国难财。警署司法主任朱世川家有两台大车，一到夜里就去仓库拉轮胎倒卖，卖钱后几个人坐地分赃。

参加维持会的地方名流看不下去找郭德辉商议。郭德辉分析形势，说他们仍然掌握武装，我们只能是了解情况，掌握证据，无法制止他们。郭德辉自告奋勇去高丕琨家摸底。高丕琨正领着李雪年、侯佐祥、朱世川、警务科长付国卿、警署署长车驯几个人喝酒。高丕琨对郭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急忙和李雪年等强行拉他参加。郭德辉以有病在身力推脱身。出了高家，郭德辉直接去仓库查看，库里的轮胎只剩下一半了。

21日，占领长春的苏军派出小股部队来九台收缴西大营日军武器。这群苏军到九台后跟土匪没什么区别，见了男人就强抢豪夺，见了女人就强奸，吓得九台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苏军找不到女人管伪政府要，高丕琨只好将日本军妓送去。军妓供不应求，有的苏军士兵就闯进日本聚集的西大营找女人。日本人给女孩子都剃了光头，把妇女轮班派送。这部分苏军在九台驻扎了四五天才将日本降兵带走。这四五天成了九台人心头抹不去的记忆。据说，苏军在西线战场损失巨大，进入东北的先头部队都是由囚犯组成，军纪极差，后来的正规部队纪律就很严明了。

苏军带着日本降兵离开，九台的秩序渐渐平静下来，然而，人心依然浮动不安。8月24日，协和会旧址上挂出一块中国国民党九台县部的牌子。原协和会嘱托安庆涛不知怎么摇身变成了书记，真真假假闹腾了几天。30日，接替郭德辉当其塔木村长的胡永令从长春回来，自称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派来接收九台县党部的。由于高丕琨与之原有交往，因此，他对胡永令特别支持。

别说胡永令，就连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张义的身份，郭德辉都深感怀疑。他特意问过吉林省党部书记岳炳武，岳炳武告诉他张是假冒的。日本人投降后，张义联络了一些人宣扬他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私自竖起一块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然而，当时局面混乱，国民党无法立即接收政权，竟然承认了张义的做法，仍留他在党部工作。好一出弄假成真的把戏！一些人见国民党迟迟不来接收认为有机可趁，冒充地下党员建党者有之，拉拢地痞流氓建军者有之。一时间，形形色色的骗子招摇过市，弄得九台县城乌烟瘴气。郭德辉和地方上的正直之士见国民党如此混乱大感失望，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

过了不到一个月，真正由国民党委派的书记长杨公迈来到九台接收，冒牌的胡永令自然灰溜溜地离开，九台县党部才算正式成立。杨公迈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到任后立即召开会议，并邀请地方名流参加，郭德辉也在被邀请之列。会议上，杨公迈直接指出有些伪官吏妄图抓住权力不放，抬出个维持会挂羊头卖狗肉，这是玩弄权术。维持会必须由地方选举组成，伪满官吏没资格参加。

杨公迈的直率敢言让大家拍手称赞。会后，高丕琨、李雪年、侯祥佐等二鬼子悄悄离开九台。时隔不久，杨公迈也被调到农安去了。

经过郝权斌与县党部磋商，重新组成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召集地方名士，各街村代表，共计75人，郝权斌仍为委员长，另选举郭德辉和董鲁香为副委员长，布告全县一切地方事物在中央政府接收前由维持会全权办理。会议还决定将警务科库村武器取出，组成武装维护队维持地方秩序。然而，警务科长付国卿拒绝执行，还指使署长车驯扬言，绝不放下武器，谁来收缴就枪毙谁。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没有武装就什么事情都执行不了，所以，尽管第二次维持会的选举深得民心，但实际上仍未发挥任何作用。

9月下旬，苏联正规部队进驻九台西大营，称九台仓库内的物资和粮食都是战利品，昼夜向苏联抢运。直到第二年三月末才将物资运完，随后苏军也撤离九台。这部分苏军就是来抢物资和粮食的，纪律严明，而且从不干涉地方事务。但是，随苏军而来的五名中国人在住进原江副县长房子的第二天却挂出了九台红军卫戍司令部的牌子。郭德辉以维持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前去接洽，一名叫周岩峰的人介绍说：“我是奉周保中将军之命来九台维护地方地方治安的。我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地方武装队，凡携枪来投者均编为革命军队员，我任九台城防司令。”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在九台出现。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九台地方人士，包括郭德辉在内都很少与他们接触，更谈不上协助了。经过很长时间，共产党才在九台成立起一支为数不多的武装。正是这支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对日后稳定九台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月中旬，国民党才委派莫德惠和刘哲为宣抚使，代表蒋介石向东北人民宣抚。各地代表纷纷到设在长春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去请示二人如何处理地方事务，九台维持会推荐郭德辉和黄中凯前去。在长春行辕郭德辉不但见到了莫德惠和刘哲，而且还结识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瀚涛。第二天，莫德惠随郭德辉来九台进行宣抚。在车站的站台上，莫德惠向欢迎群众做了简短讲话。大致内容不外乎东北沦陷十四年，家乡的父老同胞们受苦了，他代表蒋委员长看望大家，中央政府很快就来接收了。讲完，莫就上车去了吉林。

10月下旬，维持会召开全县大会，24个街村的委员都来参加。会议上，各地汇报情况，那一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百姓们基本安居乐业。正开会时，苏联驻军司令领着一位穿工人制服的人来到会场，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县长杨华，到九台来上任，和大家见见面”。

郭德辉正在主持会议，他说：“今天正好召开全县会议，欢迎县长给大家讲话。”杨华就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来历和任务。

郭德辉和郝权斌私下商议，维持会是无政府时期的临时组织，有了县长，维持会自然应该解体。于是，二人在杨华讲完话后当众宣布，维持会任务到此结束，以后事物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处理。

就这样，共产党接收了九台县。不久，付国卿率领全体警察拒绝缴枪发动叛乱，遭到镇压，九台彻底回到人民手中。

血战德惠，林彪抱恨终生

“廿二昼夜神鬼愁。”这是郭德辉晚年回忆德惠战役时写下的诗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战斗的血腥和惨烈。这是国共王牌军之间的第一次对决。纵横东南亚战场，将日本人打得闻风丧胆的国民党新一军与四野前身，林彪麾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两只铁拳相互碰撞，其结果是整整二十二个昼夜，德惠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946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国最具实力的两大政党却都暗自攥紧了拳头，虎目相视，是战是和，局势已日渐明朗。到底哪里才是争夺的焦点，双方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在了东北。经过张氏父子几十年的经营和日本人的打造，那里集中了全国80%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大炮、飞机，可以说谁占据东北谁就把握了中国的话语权。

1946年5月底，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进占长春，50师奉命调防德惠，控制了松花江南岸的大片地区，而东北民主联军则控制着江北，双方隔着一条宽阔的松花江刀枪相向。德惠县正处在对峙的最前沿。可是，见多识广的郭德辉这一次却没能嗅出战争的气息。

个人命运总是为时代的旋涡所左右，在时代的旋涡中有的人成了英雄，有的人则成了狗熊。8.15光复后，随着新县长杨华的到来，维持会自解体，郭德辉也就离开九台去了长春。没过多久，经熟人推荐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德惠县警察局局长。命运的鬼使神差使他注定成为这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郭德辉出任警察局长以来，一直忙于维护地方治安工作，使光复后的德惠社会环境大为改善，人民也享受着抗战胜利所带来的一丝丝好处。然而，50师进驻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

双方首先发生武装冲突，抗日名将潘裕昆师长随即指挥50军一直推进到松花江北岸。由于当时全面内战还未爆发，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经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停战小组协调，决定划江而治，江南归国民党管辖，江北归共产党管辖。危机虽暂时渡过，但双方绷紧的神经却都没有松懈。50师秣马厉兵，东北民主联军也是调兵谴将。

50师满员编制7500人，实际不到7000人。下辖三个团，148团驻农安，149团驻德惠东北达家沟，150团和师直属炮兵团、通讯营、骑兵营、重机枪营、工兵营、特务连、谍报队等驻守德惠县城。另外，德惠县内还有地方武装包括警察在内2200人。

到了10月底的时候，潘师长忽然把郭德辉叫到军部，告诉他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民主联军正大规模往德惠方向集结兵力。潘师长判断：“共军极有可能在松花江封冰之后，大规模向江南进犯，如取长春则有德惠的后顾之忧，首要目标必在德惠。警察局要加强侦察力量，今后你要和我保持直接联系。”原来，50师的军事情报都靠师直属谍报队搜集。由于，抗战刚刚胜利，不少谍报人员狂妄自大，甚至仗势欺人，百姓们避之犹恐不及，导致师部所获情报不是过时，就是虚构的。潘师长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决定倚重地方力量，靠警察协助。而警察和保安队等地方武装都归郭德辉管辖。

随后，潘师长命人把军用电话直接架到郭德辉办公室，每天至少通三次电话。郭德辉接到任务后立刻着手设计并组建起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情报网，每村精选2名情报人员，一旦发现对方异动，一名留守继续监视，一名就近报告给分驻所或分局。这个设计不但得到了潘师长的赞许，而且省警务处也拟向全省推广。事实证明，这个情报网在后来的德惠战役中充当了50师耳朵和眼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潘师长还命令郭德辉整修全县电话，确保战时通讯畅通。

此后，50师就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挖战壕、修碉堡，甚至在街头巷尾也都修建了防御工事。不愧是久经战火洗礼的王牌之师，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全师官兵沉着冷静，丝毫没有慌乱的迹象。

1947年1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召开誓师大会。同时，新1军也接到了上级关于东北民主联军已集结4个师的主力部队即将行动的紧急通知。潘师长立刻召回148团加强德惠县城的防卫力量，并把库存枪支取出发放给地方保安队和警察局。尽管做了最积极的部署，但此时潘裕昆将军对于死守还是撤退仍犹豫不决。他召开会议向大家征求意见。郭德辉力主死守——如果撤退，势必要丢弃重武器，轻突围。德惠地势平坦，毫无掩护，朝外冲还要经过100多米的开阔地带，必遭对方全歼。郭德辉的见解得到了潘师长和各级军官的认同。不久，蒋介石发来手谕，严令50师死守德惠！

2月初，50师松花江北岸桥头堡驻军与民主联军发生火力接触，“二下江南”的德惠战役正式打响。那边枪炮声一响，德惠城内顿时乱成一锅粥，法院院长、税务局长、县党部书记长等大小政客纷纷出逃。郭德辉临危不乱严令警察和保安队不得擅离职守，地方武装力量因此得以稳定。

随着战事的发展，民主联军扑天盖地向江南推进。一个个不利的消息从郭德惠的情报网源源不断传来。50师江北桥头堡守军撤退了，松花江站守军撤退了，149团撤退了，各分驻所和分局警察撤退了，各地自卫团撤退了……

2月底，德惠外围阵地全线失守，东北民主联军完成对德惠县城的合围。旧历除夕夜，民主联军以4个师的兵力进攻县城。枪炮声时而激烈，时而低沉，彻夜未息，德惠城内人心惶惶。

因为在警察局办公危险性大，郭德辉领着没来得及逃走的政客集中到自己家里。潘师长又把电话架过去，郭就在自己家里继续主持工作。

第二天，民主联军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炮火映红了半边天空。此后的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伤亡。开始，民主联军由于缺乏必要的防空火力，担心国民党飞机轰炸，只在夜里进攻。到后来，白天也不平静了。

人心焦躁，躲在郭德辉家的政客们每天都问，“援军怎么还不到，何时能解围呢？”郭德辉随手写了张纸条。县议长林大头接过来念道：“战斗何时了，援军音讯杳，夜来枪炮声，尸横知多少。”如此一来，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第八天上午，郭德辉和县长去军部报告情况回来，嗖嗖的流弹从两人身边飞过，县长吓得腿都软了，从此卧病不起。省主席梁华盛令郭德辉临危受命，代理县长。

县城被包围以来，潘师长连续几夜都发现城内有信号弹发射，他和郭德辉分析后一致认为有对方谍报人员潜伏。于是，郭德辉组织警力进行全城户口大清查，凡户籍不明者均带到政治部审问，最后抓获两个人。从此，城内再没有信号弹发射了。

在战斗中，民主联军曾成功突进县城八道街一带，囚犯们得到消息集体暴动。其中一人用手榴弹炸死警长。郭德辉立即组织警力前去，由于处置及时暴动很快平息下来。

由于进攻连连受锉，林彪从宾县，黄克诚从松花江站赶到前线直接指挥，并且重新集结力量。2月6日，决战开始了。双方一上来就动用了所有火炮进行空前的火力压制与反压制。憾天动地的炮吼把整个德惠城卷入人间地狱。城内城外到处都是一片火海。50师参谋长杨率甚至被炮声震昏，战斗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郭德辉也隐隐感到局势不同寻常，自开战以来他都是脱衣熟睡，而这一夜却没敢脱。

民主联军的炮火击中作为50师了望哨的水塔，致使50师指挥一度失灵，民主联军一部趁机攻入山东屯居民区。如果被民主联军巩固住阵地，德惠城有全面陷落的危险，潘裕昆做出决定，调集所有炮火猛烈轰击。60炮轰击山东屯，重炮阻击援军。无辜百姓和民主联军战士一同葬身火海，山东屯化为废墟。

决战整整进行了两天，2月8日凌晨，县城周围突然间平静下来。潘裕昆接到长春来电：民主联军撤退了。国共王牌军之间的第一次较量以新1军的胜利告终。政客们这才敢走上街头，政治部干事罗敲开一家店铺的门买烟，笑着说，“共军退了，开业吧！”

上午8、9点钟，各路援军开进德惠县城，孙立人新1军、曾泽生60军、陈明仁71军胜利会师。2月10日，潘裕昆派车把郭德辉接到军部。原来，孙立人将军要接见守城有功人员。孙立人身着中将军装与大家在军部大楼前合影，他还特意拉着郭德辉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这次守城，你们协助得很好，应当嘉奖。”

随后几天，全国各地发来的贺电，贺信雪片般飞来。蒋介石亲自命名50师为“中正师”，郭德辉获得“通令嘉奖”。

整个德惠战役期间，郭德辉指挥的地方武装绝大多数人都能沉着冷静，恪尽职守。200多名警察在炮火中穿梭，无一伤亡。只有达家沟分局长王某躲在地窖中，拒不值勤。结果，他在犯烟瘾上来吸鸦片时被炮弹炸死。

开战之前东北民主联军参战部队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的口号，战斗结束后却变成了“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在决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林彪看到部队炮步协同作战生疏，屡屡受挫，气得把望远镜丢到雪地上，说：“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一门炮三发炮弹就打了胜仗。这回倒好了，炮越多越不会打仗了！”潘裕昆将军面对漫山遍野的尸体哀叹道：“当年打日本人都没这么狠！”有意思的是，民主联军的总指挥林彪与潘裕昆还是黄埔四期的同学。

战后，蒋介石亲自授予50师“中正师”称号，149团命名为“中正团”。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国民党到台湾还不忘把台北的一条路命名为“德惠路”。

关于那场战役中民主联军的伤亡人数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说法不一，相差悬殊，有说800多人，有说数千人，也有说至少2万，甚至5万……杜聿明对媒体吹嘘的则是“歼敌十万”。而国民党方面也损失惨重，据说有一个主力团伤亡殆尽。50师在清理战场时，将东北民主联军撤退时来不及处理的200多具尸体摆在田野里，陈明仁、孙立人、潘裕昆等将领看后都哭了，大家都说一将成功万骨枯，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了什么呢？

云烟散去，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役，我们再去评判它的是非功过似乎都有些多余了。但从恪尽职守的角度来看，郭德辉的表现可圈可点，颇有几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稳气度。难怪经过这次考验之后，潘裕昆将军与他结下深厚友谊，就连孙立人也对其刮目相看。国民党全面溃退之际，孙将军还多次催促他一同撤往台湾。

选举风波，看透政坛百态

抗战胜利后，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政治形势压力，国民党终于准备兑现其承诺已久的宪政，召开国民大会，国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按照孙中山先生革命三个时期进程说，中华民国在经过军政，训政后，必须进入到宪政阶段，还政于民。

根据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训政期为6年，至1935年完成。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国民党一再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却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使宪政的实施成为可能，人们也似乎看到了民主的曙光。《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在此日之前必须选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以便在行宪之后产生中华民国政府。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大肆宣扬实行宪政，进行普选体现的是真正民主。不仅国人，就连不少西方人士也对中国这次民主选举寄予厚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以美国人眼光看中国大选，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此事之教育价值，实无法估计。中国经此一开端，即正式步入民主大道，对于国家之民主建设，必当发生至佳之影响。”

受到这种乐观舆论形势的影响，郭德辉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然而，从参选一开始郭德惠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

当时，长春选区有4人参选，除郭德辉外还有国民党元老，合江省政府主席吴瀚涛，吉林省党部常委彭永馨和刘哲之子，民社党吉林省党部主任刘政原。

竞选期间，郭德辉接到吴瀚涛两封来信。因为二人曾在东北行辕中有过一面之缘，又都是九台人，吴瀚涛要求郭在竞选中助其一臂之力。然而，为了体现民主精神国民党方面只允许一人参选，吴瀚涛被中央圈掉，此事也不了了之。中央政府最后公布的候选人为彭永馨、刘政原和郭德辉。

当时，只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两个少数党参加政府改组。为了占有更多名额，两个少数党与国民党展开激烈争吵，最后达成协议，选票接近时国民党应主动退让。如此一来，刘政原入选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名单公布出来后，刘政原携带父亲刘哲的亲笔信偷偷找到郭德辉。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获悉先生参加国大竞选，与犬子政原同一选区，余深知选举之弊，国民党在乡镇均有常设机构必全力以赴，以个人力量难与国民党争衡，民社党与国民党订有协定，选区如无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国民党无条件齐全，先生参选既无把握，不如助犬子一臂之力，如能慨允，除付以竞选之全部费用外，愿以简任官职交换，不知意下如何？候覆！”

刘哲早年与阎魁同时参加省议员选举时就靠行贿手段取胜，致使阎魁发下毒誓“如果你在吉林当权，我就离开吉林，你在东北当权，我就离开东北，你入阁我就出家。”郭德辉与阎魁是忘年交，对于他们的过节十分清楚。如今，刘哲为了使儿子当选再度使出卑劣手段，这让郭德辉十分愤慨。他当即表示：“国民民社两党如何协定与我无关。老百姓选谁做代表由他们选择，我无权让他们选别人，我也不会辜负地方的希望放弃竞选，请向令尊转达。”从此，郭德辉奔赴各地展开活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当时，潘裕昆将军因守德惠有功已升任新1军军长，住在沈阳和长春两地。郭德辉经常去看望他，而潘将军只要知道郭德辉来这两地，必派车将其接到家中小聚。两个人经常一同探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选举结束，当众开箱计票，郭德辉得票最多，彭永麟和刘政原票数接近分列二、三名。谁知，第三天在报纸上公布时竟变成了彭永馨第一，郭德辉第二，刘政原第三。这样的结果国民党既不用退让，又夺取了代表席位。

郭德辉与刘政原同时去选委会质问方才得知，长春选票公布后，又非法将设在吉林市的黑票箱票数加入了。两人大怒，向选委会提出抗议，但在一个远离中央，地处共产党解放区内的孤立点中又能向谁去说理呢。

这样的结果，加之在参选过程中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暴力拉票、殴打选民、人身威胁、雇文盲划票等种种弊行，让郭德辉立志报国的政治热忱顿时化作满腔怒火，也使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不过是借普选之名，行独裁之实，理想中的民主共和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样黑暗腐朽的政府里即使当选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郭德辉决心要出这口恶气。

但是，郭德辉也明白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济于事的，要想出气必须藉刘哲之力。因为当时，刘哲已出任监察院副院长。郭德辉找到刘政原当面表示：“请转告令尊，只要能纠正国民党的作弊，使我恢复合法代表身份，我愿意让位使你补做代表。我已无意再为国民党政府效力，只是为了出气，别无他求。”刘政原喜出望外，立即向在南京的父亲电告经过。

刘哲怒气冲冲地与中央国民代表大会交涉，几经周折，犯了许多口角，直到最后刘哲大闹会堂，中央才宣布偷设黑票箱无效，郭德辉当选国大代表，刘政原为候补。

官司打赢后，刘哲频频来电催促郭德辉急赴南京就职。当时，郭德辉住在长春，而长春已被解放军围困半年之久。郭德辉只有找中间人带路，并以一只手枪做酬谢。他和妻子化装成百姓，在中间人的带领下穿过国军和解放军设的卡子，辗转来到沈阳。

沈阳各界人士正向 “剿总”司令卫立煌请愿，敦促当局采取措施，迅速解长春之围。郭德辉一到沈阳就被推荐为吉林省请愿代表，与沈阳市和北安（四平）代表一起去见卫立煌。由于，郭德辉是从长春出来的所以率先向卫立煌柬言，“长春被围已久，军民粮食奇缺，靠空投粮食，杯水车薪，奸商抬高物价，抢劫屡有发生，请当局派援兵解围，或撤出守军保存实力，使市民摆脱饥饿之危难”。卫立煌回答：“派兵驰援，要由中央决定。撤退问题，共军在公主岭有重兵把守，若遇阻击，遭受损失。”郭忙说：“我是从长春来的，经过公主岭未见有共军重兵驻守。”无论郭德辉怎样解释共产党在公主岭并没有布下重兵，卫立煌始终以事关重大需向中央请示为由予以推辞。

也在请愿现场的吴瀚涛事后找到郭德辉说，“卫立煌向我打听你是什么人，并问你为什么对共军情况如此了解？我看他已经疑心你了，你还是尽快离开沈阳去南京吧。你到南京之后先住我的宅子。”

郭德辉将此事告诉给好友潘裕昆。潘将军先是推荐郭德辉去辽中县当县长，被拒绝后也敦促他马上离开，并给郭德辉买了两张去南京的机票。第二天，潘裕昆亲自到机场为郭德辉夫妇送行。谁料二人这一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到南京后，郭德辉夫妇就住在吴瀚涛的房子。刘哲父子热情款待郭德辉夫妇，并将玄武湖公园内环洲25号的“双义”别墅送予他们居住，意思是补偿竞选费用。郭德辉也就搬出了吴宅。两个月后，为了履行诺言，郭德辉在原选区《长春日报》发表声明：“参加竞选是为了报效党国，孰知在竞选中弊端百出，竟将合法当选的代表肆意更换，现在虽已恢复我的代表身份，但已丧失我的从政信心，故此声明弃权，让位与贤能。”至此，刘政原补为国大代表。

刘氏父子对郭德辉更加热情，推崇倍至。刘哲还多次表示“东北时局稍定，监察院在东北设监察专员一职，已与于右任院长商定，届时请先生赴任”。

刘哲虽屡次贿选有其人生污点，但他身居要职多年，从未闻有藉权贪污之事，任教育总长期间，又三次请与之不睦的阎魁出山相助，他的书法文章在晚年均有所成，由此看来，他还算得上是位长者，尤其是对郭德辉这位东北小老乡也堪称仁至义尽了。

然而，时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一败涂地，蒋介石通电下野，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中华民国大势已去。1949年初，刘哲让刘政原邀郭德辉同去台湾，郭德辉也同意了。但是在候机期间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偶然遇到的人让郭德辉最终改变想法，留在大陆。他的人生命运也因此发生转折……

改变命运，特殊的推荐信

郭德辉离开沈阳不久，著名的辽沈战役就打响了。在这场战役中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全军覆没。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

在沈阳解放前三天，蒋介石派专机将被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接走。乘机逃离的有卫立煌、赵家骧、政委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任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及几个随行人员。由于机少人多，身为东北“剿总”秘书长的吴瀚涛等几名东北大员未能同机逃出。

吴瀚涛的妻子阮润兰是艺人出身，会唱大鼓书。夫妻俩化装成百姓，一路卖唱，蒙混过关，逃回南京。当时，东北大员多数逃至南京，大家没事就相聚，郭德辉与吴瀚涛的接触也就频繁起来。随着交往日益加深，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每次谈话都能推心置腹。当吴瀚涛得知郭德辉欲随刘哲父子逃往台湾时，携夫人来到郭德辉的双义别墅劝其留下，并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时的一件往事——

吴瀚涛在天津最要好的同学就是周恩来。他留学去日本时，周恩来也去了日本，每到周六，周恩来必到他的住处相聚喝酒。后来，吴瀚涛去了美国，周恩来去了法国，二人才分道扬镳。在几次国共和谈见面时，周恩来都私下劝吴瀚涛离开国民党。

吴瀚涛说：“南京保不住，台湾也不能持久，我准备去美国教书。因为在驻沈时，我曾兼任东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这是共产党所不能原谅的。恩来虽能全力相助，但共产党的事非一人所能决定，我留下来有危险，势在必走。但你应该留下，共产党过江，你就去找周恩来。”当即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他照顾郭德辉。正是因为这封信，郭德辉才改变主意决定留在大陆。

得知郭德辉不去台湾的消息后，刘哲甚为惋惜。在郭德辉送刘氏父子登机时，刘哲还依依不舍地对他说：“考虑好了，我就派人来接你”。

4月18日，当过长春市议员的霍占一来到南京，他给郭德辉带来孙立人将军的口信，孙将军也劝他火速离开南京去台湾相聚。郭德辉同样婉言谢绝了。

郭德辉的好友潘裕昆将军自逃离沈阳后没有来南京，而是一直隐居在上海。他也写信给郭德辉探讨今后的出路。辽沈战役失败，潘将军心灰意冷，他经常问身边人，我那么好的军队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到上海后，蒋经国先生非但没有责怪在东北损兵折将的事，反而亲自为他压惊，力劝其出任80军军长。潘裕昆当面回绝了，并告戒陪同他出席宴会的长子潘君奇说，“以后你们谁都不要再穿军装”。不久，潘将军就去了香港。潘裕昆的举动也坚定了郭德辉不去台湾的决心。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郭德辉就将吴瀚涛写给周恩来的信寄往北京。大约两周后，南京市政府派来一名科长到郭德辉家传达口信——中央首长已收到来信，让郭德辉到南京革命大学学习。

8月，郭德辉在南京听到消息，潘裕昆与龙云、李默庵等40位蒋介石亲信、旧部在香港发表和平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

9月份，郭德辉进入南京革命大学学习，直到1951年夏结业。毕业后，郭德辉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西北银行干部学校任教育长兼副校长。在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这段时期，郭德辉的传奇经历似乎与吴瀚涛的信和周恩来有着莫大关系。

1954年夏的一天，兰州市公安局的人突然来到郭德辉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将其带走，关押进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兰州市公安局不断要其交代问题，甚至，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也亲自赶来审讯，问郭德辉，你当年为什么不去台湾？你为什么留下来？你是不是潜伏下来的特务？

面对这样的责难郭德辉有口难辩。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公安局的人并未怎么为难他，更没有使用刑罚。他们见审问不出什么问题，就把郭德辉囚禁到兰州市郊区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后院。

囚室有两间小屋，一共住着四个人，一位是伊斯兰教教主马全礼，一位是参与西藏叛乱的活佛，另一位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长蒋云台。四个身份、背景、经历完全不同的人被囚禁在一起本身就耐人寻味。更令人奇怪的是在被囚禁期间，郭德辉他们可以在后院自由散步，没有持枪的警卫看守，只有一名管理员看管着他们不许穿越厂区外出。囚禁的条件也很不错，有肉吃，还可以与外界通信，但信不能封口，郭德辉的妻子也可以来探视。在被囚禁期间，公安局的人又来盘问过郭德辉几次，却始终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其中也真没有什么问题吧，后来也就不再问了。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按照当时的政治定义，郭德辉应属于历史反革命。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名，进大狱，被处决都是很平常的事。但郭德辉并没有因此受到冲击，倒是他的妻子被牵连蹲了半年监狱。在入狱期间，郭德辉的妻子曾自杀未遂。后来，因为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就被无罪释放，下到兰州市郊区一所小学任教。

文革期间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人民群众造反砸烂公检法机关，监狱干部集中到一起学习，犯人却无人看管。甘肃省第一监狱的政治部主任忽然来囚禁处找郭德辉，要他帮忙管理犯人。郭德辉本身就是囚犯却被调去管理犯人，这种事谁又能说清呢？

郭德辉来到省第一监狱后，组织囚犯学习毛主席语录，主持召开反省会。在管理囚犯期间，他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行动也十分自由。这样的工作干了一年多，等郭德辉再回到囚禁处时，伊斯兰教主已经被释放了。他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过着半囚禁的生活。三反五反，十年浩劫，多少共产党高级将领都惨遭迫害，性命不保，而郭德辉这位历史反革命罪犯却始终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这其中是否也有吴瀚涛与周恩来之间那份厚重的人情关系呢？

1976年夏秋之际的一天，上级来人把郭德辉带到原苏联专家住的一个招待所中。在那里已经集中了30多人。住了几天后，有领导模样的人宣布将他们全部特赦释放。兰州市公安局派人亲自把郭德辉夫妇送回长春，并安排他在长春市一家轮胎翻修厂当锅炉工。那一年，郭德辉已经63岁了。

从1954年被囚禁，到1976年释放整整22年。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

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

郭德辉早年娶妻戢氏，戢氏自幼患有隐疾，因生子病发成残。由于，郭德辉常年在外工作，生活无人照料，经过双方父母商议为其续娶赵氏惠文。戢氏与父母兄弟同居，抚养儿子郭隆基。郭与赵惠文没有生育子女。

整整50年聚少离多，但无论身在何方，境地如何，郭德辉始终负担着戢氏母子的生活费用。1976年正值文革尾声，人人心存余悸，对于政治问题尤其敏感。作为历史反革命的郭德辉从兰州返乡之后，为了不在政治上对戢氏母子造成牵连，他最终选择将户口落到长春赵惠文处。郭德辉与赵惠文共同在长春生活，由于收入微薄，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幸好侄女郭桂华经常送米送菜，给了两位老人莫大的安慰。

郭德辉自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为了弥补多年来失去的父子之情，在政治局势日趋稳定之时，他把孙女艳梅的户口从九台乡下迁到长春，并接了自己的班。

1989年，赵惠文病危，而郭德辉也已76岁，年老体弱无力照料。侄女桂华再度于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把二老接到九台自己家中赡养。半年后，赵惠文病故，郭德辉就居住在侄女家中直到去世。侄女一家对郭德辉极尽孝道，这让一向疏于父子亲情的老人倍感欣慰，也使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安逸的幸福时光。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洗礼，尤其是十年浩劫磨砺，晚年的郭德辉心无物欲，看穿世间百态。早起锻炼，平时潜心研习书法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早起跑步一直坚持到80岁。德惠电视台为纪念德惠战役50周年专程来九台采访郭德辉。90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讲述起当年的情景，思路清晰，历历在目，围观者皆惊呼为“老神仙”。郭德辉所练书体是古钟鼎文的一种，叫大籀，国内研究者甚少，而他终有所成。如今，南山公园听涛亭上仍存有老人的墨宝。

老人的朋友圈很小，仅限于当年维持会故人郝权斌之子，书法家郝幼权和原九台市政协副主席王庆彬、诗人聂德祥等寥寥数人。郝幼权每次回九台必到老人家中看望。两人交流书法心得，切磋技艺，十分投机。

诗人聂德祥是老人的忘年之交，郭德辉不止一次地说德祥先生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知己之一。

老人经历过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期、伪满时期、国共三年内战时期、新中国成立、三反五反、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他不单是百年中国历史的见证者，而且还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人。老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文史价值。九台市政协曾多次动员老人将这些传奇经历写出来以飨后人，但老人始终以年老体弱为由予以拒绝。

后来，九台市政协副主席聂德祥先生亲自到老人家中做工作。相处日久，一老一少结下深厚友谊。老人这才说出之前拒写文史资料的原因——文史资料应该是非常严谨的东西，但许多人仅凭道听途说写作，根本不符合事实。德祥先生趁机劝说，正是因为别人写的东西不符合事实，你才更有责任站出来纠正，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真实的历史。

在德祥先生的动员下，老人终于答应将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为九台市政协《九台文史资料》写下大量详实的资料，这是老人晚年对家乡做出的重要贡献。

聂德祥先生是位醉心古诗词研究与创作的人。在他的动员下，郭德辉也写了许多古体诗词，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到《九台诗词》中，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增光添彩。

除了这寥寥几位朋友外，郭德辉老人还与日本、台湾的故友时有书信往来。八十年代初，老人还曾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其日本友人——水泽市某大学校长，拟将九台与水泽结为友好城市。经过日本友人的积极努力，水泽市已经同意，但因当时九台尚属行政县级，不对外开放，吉林省没能批准。虽然此事最终没能成行，但老人热爱家乡，渴望为家乡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余热的心情由此可见。

远在台湾的吴瀚涛始终没有忘记因他而选择留在大陆的郭德辉。1988年台湾当局解除禁令，允许台湾民众返大陆省亲。吴翰涛年势已高，无力远行，特意托外孙借回大陆探亲之际，专程去九台拜访郭德辉，捎来了阔别30年后的第一次问候。

潘裕昆将军的女婿晏伟权先生为《抗日名将潘裕昆》一书搜集史料，特意从香港赶到九台采访郭德辉，并写成《特殊的囚禁，非凡的经历》访谈录。晏伟权之子晏欢对郭德辉也有记述。

郭德辉老人极为豁达，对生死之事也不像常人那样畏惧。他在遗嘱中写道：“丧事俭办，不制寿衣。夏秋穿单制服、风衣，冬春穿呢制服、大衣。鞋帽、被褥均用旧物，不得新制。”还要求废除打路幡，摔丧盆等旧习。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人，能有如此思想，实在难得。

老人对待朋友又肝胆相照，极其负责。临终前不久，他还对前来看望的聂德祥先生仍反复念叨，“我对不起阎魁呀。阎魁根本不像有些人文章里写的那样，我是他的好朋友，而我却没有能力去纠正了！”

这位经历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传奇老人离我们而去了。他就像一粒尘沙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终将消失在城市的记忆深处，但老人传奇的人生经历却似浓云也遮挡不住的灵光，哪怕只是透出微微的一抹就足以启迪我们思索的天空，并终将引亮前行的路。